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贺先青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2期发表《“三海联动”：美国海上制华策略及影响》（全文约1.2万字）。

贺先青认为，南海、东海和台海（“三海”）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解决“三海”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议题。美国出于海洋霸权护持的战略需求，不断强化“中国威胁”认知，提升针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反制水平，意图利用中国周边海洋矛盾，推动“三海”问题的“安全化”进程，通过“三海联动”策略实现高效制华。操作实施上，美国通过构建“三海”叙事逻辑，打造遏制中国的军事基地网络，采取多样化军事威慑行动，构建众多双边、小多边盟伴网络，强化海上制华态势。美国此举加剧了中美海上博弈的烈度，冲击了地区海洋安全秩序构建，对中国周边海洋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增加了中国的海上维权成本。

一、美国海上制华与“三海联动”的缘起

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认为其海上霸权地位遭受冲击，担忧其势力被挤出西太平洋地区，因此在战略层面对华定位日趋负面，不断强化其遭受中国“威胁”的认知，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其的挑战，并通过政策层面声援“三海”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声索和诉求，制造“三海”联动态势，意图实现“三海”共振效应。

（一）对华战略定位日趋负面且难以转圜

美国执着于其海上霸权地位，认为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冲击了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不断强化其遭受“威胁”的认知。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逐渐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特朗普政府2017年第一次上台后推出“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拜登政府持续深化“印太战略”部署，声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挑战和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认为中国对台湾地区以及南海和东海的邻国进行了“胁迫”“欺凌”。美国近几届政府对华海上“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加强海上制华的意愿越发强烈。

（二）战术层面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回应

美国为维护其海上霸权地位，意图阻止对手运用“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限制其海上行动。美国一直视南海、东海和台海为其岛链战略的前沿地带，是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认为，“三海”是其亚太“轴辐同盟体系”所关注的重要的安全议题，也是中美两国围绕“A2/AD”能力交锋的直接区域，因此，有必要整合“三海”地区的各种资源，对中国的“A2/AD”挑战作出反应。近年来，美国针对“A2/AD”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建设、军事力量投入以及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均是为了提高反制中国的“A2/AD”能力，强化其在第一岛链之内的活动，巩固亚太盟伴体系，从而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

（三）扰动中国周边海洋矛盾的必然结果

南海、东海和台海不仅地理相连，且存在难以调和的岛礁主权争端、海域划界矛盾，还存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台独”势力阻碍统一的矛盾。美国为维护海上霸权，制衡中国海上力量发展，挑动“三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上矛盾，成为其联动“三海”，整合资源，高效遏华的重要抓手。

二、美国“三海联动”策略的操作实施

为了在战略、战术和政策三个层面遏压中国，美国加快推动“三海联动”的操作实施，从叙事上塑造中国的“威胁”形象，为其调动各类资源营造舆论氛围。在基地建设、力量介入、行为联动三个方面上提升美国对抗中国“A2/AD”的能力，构筑“盟伴网络”，建立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以及寻求外交支持。

（一）构建“联动化”的“三海”叙事逻辑

美国以“自由开放的印太”叙事，把南海、东海与台海议题“联动化”处理，用“灰色地带行动”叙述中国在“三海”开展的维权行动与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

第一，美国将“三海”议题纳入同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官方叙事之中。美国声称要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称“中国在其周边海洋地区大搞胁迫和霸凌”“中国的行动危及地区航行自由”，而“美国将继续反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咄咄逼人的、非法的活动”“应对中国破坏台海稳定以及造成误判的风险”。

第二，美国将中国政府在“三海”的维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污名化为“灰色地带行动”。最典型的是对中国通过法律等制度手段加强海洋维权以及海洋管理的行为进行污名化。同时，《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也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称中国（大陆）在南海、东海、台海等海域使用越来越多的海空力量和海上执法平台“恫吓”“施压”东南亚国家、日本及台湾地区等。

第三，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炒作南海防空识别区划设。自2013年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美国还不断炒作“中国即将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制造地区安全恐慌，称“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将“增加中国军机在争议海域上空挑战美国并导致中美军机空中相遇的风险”“中国在南海的防空识别区甚至可能会使地区国家的商用飞机在南海的运营复杂化”“改变南海政治现状”等。

（二）强化岛链上主要军事基地的能力建设和相互策应

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约66个重要军事基地，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对这些军事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意图打造沿岛链分布的前沿基地，并与美军的大规模海空作战平台形成互补，配合海军舰艇和舰载机针对关键海域、水道和海峡实施火力覆盖。通过对“一体化”军事基地的建设、升级和部署，美国在各岛链间建立了一套相互策应、彼此声援、具有覆盖中国周边海域打击能力的灵活基地体系，试图从“三海”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有效威慑。

 第一，强化第一岛链主要军事基地针对“三海”问题的战略部署、情报侦察、前沿威慑和设施建设。近年来，美国对驻日军事基地部署了一些更现代化和具有更强威慑力的武器装备。用于对中国在相关海域活动的监视、侦察等情报搜集以及其他军事活动。此外，美国将“里根”号航母前沿部署在横须贺海军基地，使其部署在此的导弹驱逐舰、导弹巡洋舰等舰艇联合在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开展过境行动、联合演练等。不过“里根”号航母已于2024年5月结束了其本轮为期九年的“前沿部署”任务，预计“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其进行“前沿部署”。

此外，在美国的游说下，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有意执行两国2014年签署、但实际陷入停滞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加快推进美军驻菲军事基地建设。美国在小马科斯就职不久就向菲律宾三个军事基地拨款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以示诚意。随后，两国防务部门达成一致，美国在菲新增了四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使美军驻菲军事基地达到九个。美军驻吕宋岛军事基地位于台湾“后方”，而吕宋岛拥有广泛的沿海港口网络。这些大量的天然港口，以及向南通往菲律宾首都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可为美军干预台海事务提供直接的军事力量投送与后勤保障支持。美军驻菲军事基地可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增加南部支点，并强化在南海的行动能力。通过对驻日、驻菲军事基地的升级建设和战略部署，美国在第一岛链之间形成了一套联动三海的能力体系。

第二，升级第二岛链主要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支援第一岛链军事基地的军事威慑行动。2022年6月以来，美军大规模扩建位于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国际机场，在天宁岛港口建造新的燃料储存设施，并对相关道路进行修整重建。扩建塞班岛和威克岛的空军基地，意图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提供“备份”，以支持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等大型飞机执行任务。2023年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启用关岛70年来的第一个新基地布拉兹营，试图将其打造成一个应对中国的海上战略枢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是在“三海”地区执行海上军事侦察任务的主要大本营之一，马里亚纳群岛军事基地改扩建完成后，该区域将形成一个相互策应且具有一定纵深的岛屿基地群。

帕劳是美国第二岛链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美国通过与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签署“自由联合契约”(COFA)国际协议，获得了对该地区几乎不受限制的军事访问权。2020年9月，帕劳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基地、港口和机场。2021年，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耗资27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投入46.7亿美元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等地建设力量投射、疏散和训练设施。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甚至考虑在帕劳或者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针对中国的核武器。在美国看来，帕劳军事基地的意义在于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串联，确保美国从菲律宾海到台湾海峡再到琉球群岛的关键安全交通线路。此外，这里也可在美菲关系受挫时替代菲律宾军事基地发挥作用，保护马里亚纳群岛、琉球群岛和台湾海峡之间的交通线。

不仅如此，美国还意图打造“南太”基地“B计划”，以对第一、第二岛链的军事威慑行动提供战略支援。2018年11月，美、澳推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建立联合海军基地，并获得该岛莫莫特机场使用权，2020年6月正式启动基地建设。2023年5月，美国与巴新进一步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后者允许美军使用巴新境内多处机场和港口。美军在巴新的基地可用于监视中国海上活动、确保美澳通往“三海”的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在关键时刻支援关岛军事基地。美军的巴新基地还可与马里亚纳群岛的军事基地群一起构成重要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线，有助于美澳军事力量形成集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作战能力为一体的覆盖太平洋的基地网络。

（三）优化力量的灵活多元部署

美国通过优化“军、警、民”等力量在中国周边海域地区的分散部署，强化威慑性军事力量存在，利用灵活性强的海警执行挑衅任务，发动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力量“隐蔽性”地介入到“三海”事务中。

第一，强化威慑性军事力量部署。美军除在亚太地区常态化部署了约37.5万人的总兵力、百余艘舰艇和两千余架飞机，以及在中国周边海域和西太平洋地区开展各类军事行动以外，还正在将一些极具威慑的武器系统部署在中国周边海域地区。2024年4月，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了“堤丰”中程导弹系统，这是美国陆军新型中程导弹系统首次部署至第一岛链，其射程不仅可以覆盖整个吕宋海峡，还可以到达中国东部沿海和南海的军事基地。美国表示并无撤回“堤丰”导弹系统的计划，而且称正在测试在地区冲突中使用该系统的可行性。此外，2024年7月，美国正式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AIM-174B)，这是美国迄今部署的射程最远的防空导弹，可以攻击远至400公里外的空中目标。由此可见，美国正将一些更具威慑能力的力量和装备部署在中国周边海域地区以形成威慑。

第二，谋求美国海岸警卫队深度介入。近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持续加强与其“印太”盟伴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的合作，通过援助和捐赠二手巡逻艇、执法船，以及派遣联络员等方式，加强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关系，增强与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印尼海事执法局的合作力度。美国还试图推动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开展随船观察员项目，增强其深度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的能力。2021年3月，美台签署了《美台海岸警卫队协议》成立海岸警卫队工作小组，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海洋政策。在资金投入上，2022年5月，在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宣布投入6000万美元，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牵头，重点加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印太”地区的人员存在，监视所谓中国的“民兵渔船”，并向东南亚国家赠送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退役快艇，以提高相关国家的海上执法能力。在行动上，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或单独或联合军舰等在台湾海峡、南海等地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开展海上演习。

第三，推动民间机构卷入“三海”事务。2021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再确认和再构造美国联盟》的讲话，表示要发挥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大学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参与对华战略竞争。2021年5月，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珀斯的奥斯塔尔船厂与美国国防部有密切关系的私营实体巨头塞伯鲁斯资本管理公司一起联合收购了位于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原韩国现代重工所属韩进船厂，此举旨在为美国以及其他日益活跃于该地区的西方国家海军舰船提供服务。2023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战略协调：印太战略的必要资源投入》的报告，强调为保证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并确保足够的资源分配，必须激励其他美国机构增加对“印太地区”国家的赠款、贷款及其他融资计划。

（四）强化在“三海”的行为联动

美国推动“航行自由行动”在“三海”的联动，强化各类军事演习的协同联动水平，提升战略平台、各军警力量和盟伴间的互操作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推出一些新式作战概念，意图提升各军事力量在行动中的协同联动能力。

第一，推动“航行自由行动”在“三海”的联动。尽管早在1979年美国政府就开始推动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计划，也多次挑战中国的海洋主张，但直至2015年“拉森”号事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才逐渐公开，之后变得越来越频繁，其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并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向区域盟友显示其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至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特定战略平台执行的单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任务，甚至会同时挑战中国在南海、东海或台海的主张或维权政策及行动。在南海地区，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南海的相关海洋权益主张进行并列并加以挑战，称反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的“过度海洋主张”及其对无害通过权的限定。不仅如此，美国还认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建立了包围台湾的“海上禁区”。因此，其多次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派遣军舰同时穿越台湾海峡和南海，不断强化“台海”和“南海”联动。

第二，加强在中国周边海域军事演习的协同联动。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常态化军事演习，旨在加强武器平台、海空力量、军警以及与盟友和伙伴国家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协同联动，谋求实战化演练，以应对“三海”乃至西太平洋地区更多样化的军事挑战，形成威慑效应。

第三，推出新式作战概念增强各军事力量之间的联动。美国基于当前军事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对抗中国“A2/AD”的战术需求，主张增加使用无人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将分散的单位编织成协同作战部队。美国海军在2022年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美国空军在2025财年国防预算案中提出“协同作战飞机”概念，意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半自主、无人驾驶飞机作为“忠诚僚机”，可以和现有的有人战斗机一起飞行，也可单独或小群飞行以执行相关任务;美国陆军提出多域作战概念，海军陆战队提出远征先进基地作战等概念，其意图均是在新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形成各军种的协同联动能力。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践行新的作战概念。例如，海军主导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支永久性的海军特遣部队，其具有敏捷作战部署能力，能缩短危机响应时间和降低对手的瞄准能力。美国第七舰队第71、75、76三支特遣舰队还在南海组建联合水面行动组，试图增强舰队指挥官执行水上、水面、水下及战区濒海作战行动的能力。此外，美国海军为对抗中国海上“A2/AD”，正在打造更加分散的舰队架构，使用较小规模的大舰艇和大规模的小舰艇以及大量无人机。

（五）打造盟伴联动体系

美国在中国周边逐渐构建起了众多双边、小多边组成的盟伴体系，通过加强安全承诺、强调民主价值、塑造共同“威胁”、提供军事支持、推动情报信息共享以及明确在主权问题上选边站队等方式，鼓动盟伴向中国施压挑衅，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

第一，强化双边盟伴关系互动。一方面，美国加强对中国周边盟伴国家的安全承诺以应对所谓“中国海上威胁”。对菲律宾，美国敦促中国遵守所谓“南海仲裁裁决”，承诺美菲同盟条约对南海的适用性。对越南，拜登政府强调对越南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继续推动航母访问和军舰停靠越南。对日本，美国在双多边互动中明确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另一方面，鼓动域外国家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美国在与一些域外国家的互动中发表集体声明或鼓动域外盟友发表声明表达对南海、台海和东海问题的关注。美国还鼓动域外国家单独或集体派遣军舰驶入南海。不仅如此，美国还鼓励域内外国家联动，试图对华形成联动施压态势。例如，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强与南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外交、军事演习，以及进行军事援助;印度积极谋求在南海地区的存在;部分欧洲国家除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外，还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地区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等，试图对华形成联合施压态势。

第二，构筑“小多边”安全机制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一是推动“五眼联盟”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五眼联盟成员国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强调情报共享与安全领域合作。例如，英国把参加“五眼联盟”视为遏制所谓中国对“印太”海洋安全挑战的重要手段。加拿大也将依托“五眼联盟”来“平衡”所谓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安全重大挑战。二是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具体化。美日印澳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试图综合所有可用信息，来识别、定位和跟踪海上领域的潜在威胁，并通过持续强化海上态势感知，来确保美国及盟友自由和开放地进入全球海洋。此外，四方还希望通过共享后勤网络，加强互操作性，进行联合演习、联合巡逻和驻留行动，以及开展航行和飞越自由来塑造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三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升级威慑力度。美英澳三国构建的进攻性“核联盟”向美国的盟友伙伴发出了三国以军事及相关手段推进“印太战略”、集体对华军事遏制的政治信号。四是推动印太“北约化”。美国积极推动北约的“印太化”进程，北约相继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蒙古国等“印太”及中国周边国家纳入合作进程。五是一些正在中国周边兴起的“小多边”机制成为影响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的重要推手。例如，在2023年8月美日韩举行历史性的三边峰会后，三国更加明确指责中国在“印太”的所谓“威胁”，关切南海和台海等事务。美日菲2024年4月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大肆渲染中国在“三海”的“威胁”，并提出具体的海军、海警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计划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此外，美菲日澳、美菲加澳等“盟伴组合”也在南海开展了联合航行行动、联合军事演习等，指向性和威慑性均十分明显。

三、对中国周边海洋安全态势的影响

美国推动的“三海联动”，对中国海洋安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它导致中美海上博弈加剧与地区安全困境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平和构建海洋安全秩序，还增加了中国海上维权的成本。

（一）加剧中美海上安全困境

    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推出“空海一体战”“敏捷作战部署”等新的作战概念和作战行动，强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军事演练，更新军事基地设施，部署新式军事装备，采用新式战术手段，保持着对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的强大介入能力。而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则必须以更快、更敏锐的反应和能力建设来应对美国推陈出新的军事介入能力，中美将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战略博弈状态中，地区海上安全困境或将进一步加剧。当前，由于美方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中美尚未完全恢复机制化、常态化的军事沟通渠道，中美存在较大的互信赤字，破局地区安全困境面临较大困难。

（二）挑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对抗

美国对华污名化的叙事制造了周边国家的恐华情绪，加剧了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对抗烈度。从美国推动“三海联动”的策略来看，其加强“三海”叙事逻辑的最重要听众无疑是其盟伴体系之内的国家，目的就是试图离间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此外，无论是加强基地建设、力量部署还是加大行动力度，美国都必须依赖其盟伴国家的配合才能实现。因此，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拉拢这些国家，寻找干预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的“代理人”和战略支点。例如，加强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承诺，实际上是给这些国家一种政策暗示，即这些国家对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军事挑衅都会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通过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军事援助、军事外交，提升后者的海上行动能力，甚至还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抗中国(大陆)提供直接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可能依凭美国的军事承诺，或在美国的鼓动下，一方面对中国的海洋权益造成实质性侵蚀，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爆发直接冲突甚至战争。

（三）阻碍地区海洋安全秩序建构

美国以海上自由、航行自由、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为由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了诸多军事行动，究其实质，是要维护其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行动自由。当前，地区海洋安全秩序正处于重构的关键时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加速推进，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国家对军舰在他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的立场与中国相似，南海域内国家就军舰无害通过需事先通报或获得批准等立场很可能取得一致，在美国看来，这将是对其主张的所谓“航行自由”原则的否定，美国势必会阻挠相关磋商进程。另外，地区海洋安全秩序构建所涉议题领域众多，美国的介入不断将一些发展议题安全化，导致地区海上合作愈发困难。

（四）增加中国海上维权成本

美国的“三海联动”政策是其对华成本强加战略的一部分，其试图通过对东海和南海等中国周边海域的行动，增加中国在相关方面的政治、声誉、制度、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本，最终迫使中国停止或改变行动。美国至少想增加中国以下几类行动成本：一是军事成本。美国通过无休无止的军事资源投入、军舰“航行自由行动”、军机抵近侦察、海上情报活动等加强对中国维权行动的军事威慑，迫使中国必须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予以反制，从而陷入一场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军事资源消耗战”。二是外交成本。美国推动其盟伴国家在双多边互动中表达对中国“三海”事务的关切与担忧，使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应对美国及其盟伴对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质疑，不得不花更多的外交精力解释、回应甚至驳斥部分国家对中国周边海上行动的无端指责。三是经济成本。美国将与涉“三海”有关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相关企业和人员实施经济制裁、签证限制，企图用经济胁迫手段迫使相关企业甚至中国政府改变或者放弃在相关海域的维权行动。此外，美国还鼓动更多的美国金融公司和实体机构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与中国进行经济影响力竞争。四是舆论成本。美国通过设置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将中国在“三海”地区的维权行动污名化为“胁迫”“霸凌”“威胁”，并通过其强大的全球话语塑造能力、引领能力和传播能力，将其构建的这种中国“负面”形象传播出去，造成中国舆论应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