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在官方层面得以稳定前行，但部分欧洲舆论仍担心中国搞“制度输出”、是“政治威胁”。尽管中方反复强调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欧方对中国构成“政治威胁”的认知还很顽固，短期内难以转变。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欧洲面对中国时的“心贼”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欧洲在破译中国经济成就“密码”时发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支撑因素。从中欧开启接触到双方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伙伴，中国的成长速度和韧性超出欧洲的想象，而且这种成长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政治与经济的共振以及个人与群体的互洽。这些特点在欧洲自己对于中国的想象中，都应当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会被逐渐消解掉的“非现代性”，但中国的实践没有按照欧洲的经验和设计发生，这给欧洲带来了强烈的观念和经验冲击：有系统性支撑的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轨迹一路向前，而无需向西方借道，也无需去邯郸学步。对系统性结构的最简单定义就是政治制度，因此欧洲对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解开始向“政治成功”拓展，中国正在建立起来的经济竞争优势也开始被视作政治制度的产物。这种变化正在打破欧洲根深蒂固的“非西方民主不能促进经济繁荣”的迷思，前不久默克尔总理曾感慨“中国的政治制度能促成经济成功，因此证明是可行的”，就是这种认识变化的最好体现。

其次是欧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异己政治形态的偏见，很容易将“不同”导入“竞争”。中欧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竞争甚至对抗，这对于多民族共处、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国来说不难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从帝国崩解和殖民地失败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欧洲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信奉一个上帝、认同单一“民族—国家”结构的欧洲，实际上能接受的是“同而后和”。这种历史经验和政治现状之间的差异让中欧之间在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单一规则还是规则对接；相向而行还是“向我靠拢”之间不断出现争论。至于对异己政治形态的认识，更浅薄一些的欧洲舆论只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东欧历史之间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能让普通欧洲民众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会将欧洲带回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因此“制度竞争”难免。

再次是在内外挑战增多的背景下，欧洲难免出现“制度不自信”。从冷战结束至今，欧洲的自信心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跌宕。本世纪初，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西欧在接受大部分东欧地盘时，眼里看到的是一马平川，心里想到的是“塑造一个更美好世界”，自信满满。但欧元区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接踵而至的安全、难民和疫情危机更让欧洲元气大伤。剧烈的失衡感和失重感让欧洲民众和精英对长期信奉的价值和拥护的制度都产生了质疑，改革诉求、民粹主张和保守意识同时发作并且相互交织。但在欧洲复杂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中，改革又有诸多羁绊，注定举步维艰。欧洲显露颓势与中国展示活力恰好同期同框，难免不让欧洲生出今非昔比的不自信感，也更容易把中欧关系的竞争面放大，并上升到“中国所得即欧洲所失”“中国得志欧洲失意”这样的竞争性和对抗性逻辑。

最后是在时代和格局的急剧变化中，欧洲的仓促应对和政治投机可能会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欧洲不愿在中美竞争中失去自我，但也还没有能力在中美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愿”和“不能”之间的矛盾让欧洲备受煎熬。为了让自己舒服一些，欧洲倾向于将在政治上和美国结盟、在经济上和中国做伴作为应对“乱世”的生存策略。为了让这一生存策略奏效，欧洲自然要刻意在政治上和中国拉开并保持距离，要制造出更多“中国政治威胁”的幻象和说辞，否则难以取信于美国，也难免招来美国更多的虐待。但欧洲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并不愿意让欧洲用“政治忠诚”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正在动用所有手段来逼迫欧洲全面倒向自己，否则一些欧洲国家在5G问题上表态后，美国就没有必要拿全球供应链开刀了；在伊核问题上，也就没有必要在退出协议后，还要高调制裁伊朗并且逼欧洲让步了；在让“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搁浅在最后100公里后，也就没有必要还置欧洲能源安全于不顾而追加制裁了。单边霸凌就是单边霸凌，它并不区分亲疏远近，也不看重“政治忠诚”。

无论世事时局如何变化，欧洲应该想清楚的是，在过往的经验中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双方又是如何在务实合作中尽力维护对彼此的积极认知的，如何在避免政治分歧扩大的前提下做大共同利益的，这些宝贵经验在世事无常的今天，依然是能确保中欧和平共处、开放合作的黄金法则。（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