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德国东西柏林交界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呼吁“推倒柏林墙”，这次演说后来被视为结束冷战的重要关节点。此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墙”拆掉了，全球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分工协作的大市场，和平与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主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 “脱钩”论甚嚣尘上，新“冷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美之间的“柏林墙”呼之欲出。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各种因素聚合形成的“螺旋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意识形态矛盾不断加深，西方自信心屡屡受挫大背景下，美国精英的忧患意识、悲情战术与草根民粹的排外情绪，在特定时间点意外结合，建构出大国竞争骤然升级的场景。这其中有事实，更有虚幻的想象，还有党派政治的操弄。解构“螺旋风暴”，需要区别哪些是必然的、长期的、不可逆的，哪些是偶然、短期的、可以改变的。令人不安的是，近来中美两国媒体上充斥着情绪化言语，“螺旋风暴”似乎越卷越大。

理性、严肃的辩论缺席，逻辑简单、鲜明但似是而非的观点广泛流传。其一，中美冲突必然论，中国实力发展到现在，必然发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其二，美国世纪终结论，美国已经内外交困，新冠疫情或骚乱或经济衰退或中国挑战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其三，西方意识形态崩溃论，金融危机、民粹主义、新冠疫情等危机中，西方表现欠佳，反映出其制度性危机不可挽救。其四，美国对华政策共识论，美国已经形成两党一致的、全政府的、全面遏制中国的“新冷战”战略。其五，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构筑了全面取代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是经济部分，孔子学院是文化部分，“中国制造2025”是科技部分，千人计划是人才部分。其六，“脱钩”有利论，从长远看“脱钩”可以摆脱对外依赖，促进美国产业回归，加速中国自主创新。其七，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论，过去40年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的制度、行为模式，现在开始气急败坏了。显而易见，这些观点脱离现实，客观上给中美关系的恶化火上浇油。

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是客观事实，国际权力转移也确实容易引起大国冲突，但是“抛开剂量谈危害都是耍流氓”。中美实力对比是否已经达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中美意识态对立是否到了完全不能相容的程度，是个很大的问号。更何况，即使中美实力对比真的到了临界点，也并非一定会冲突。这些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展开认真细致的学术研究、辩论，随意将其作为逻辑前提非常危险。

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在下降，但是远远未达到美国世纪终结的地步。1980-2019年期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5%回到25%，同期欧盟从35%降到21%，日本从10%到6%，俄罗斯从3%到2%，中国则从2%上升到16%。过去近40年，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没有衰落、其他大国影响下降，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本质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起伏，每隔一段时期“美国衰落论”就会重出江湖，迄今尚未变成现实。

西方意识形态、制度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消亡或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削弱、改造、分裂、再生的可能性较大。从思想、制度源头看，西方始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巩固，冷战后进一步发展，恐怕难以断定现在就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内容庞大、源远流长、不断革新的体系，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更何况，目前还看不到自由国际制度的替代品。“北约脑死亡”“西方衰落”“美国世纪终结”更多是警言，而非预言。早在100多年前，《西方衰落》一书就曾流行一时。

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中国对美政策，都没有最后定型，未来仍有很大转换空间。在美国，尽管政、商、学各界对华敌意上升，但是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远远没有共识。自由国际主义者仍坚持，美国应协同西方盟友，强化自由国际体系，用制度“遏制”、改造中国；民粹主义者要求美国同中国“脱钩”，回归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者鼓吹“新冷战”，把中国树成全球性对手，以此动员美国国内外力量，重振美国霸权雄心。在中国，仍然保持战略定力，从最坏处着手、往最好处努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从几十年来各种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精辟概括。

中美竞争关系未来如何演变将是国际权力格局最大的变数。没有一种方案经受过实践检验，也没有一种方案能获得完全共识，更没有一个一招制敌解决方案。最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都尽可能增加备选方案，各种工具混杂使用，在试错中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专业、耐心和冷静，越不能放空炮、讲大话。而一旦出现新“柏林墙”，结果必然是中美双方大伤元气，也是全球灾难。中美双方、世界各国都应高度警惕，立刻行动起来，尽最大可能阻止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