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远甚于2008年时的全球金融海啸。

从时间维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一遇，而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则是百年一遇。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将此次疫情描述为继“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21世纪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经济、金融和社会冲击”。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称疫情是几十年来最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

从空间维度看，金融危机主要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场遭受冲击，而新冠疫情已蔓延至190多国，是真正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舆论普遍认为，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全球民众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和危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说，本次危机与2008年危机的性质存在根本不同，传统政策工具将效果不彰，即便美国发挥领导力，老剧本也可能起不了作用。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剧本也变了。在疫情中首当其冲的是人的全球化，而非钱的全球化。钱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是注重分配的逻辑，产生贫富差距之弊端；而人的全球化，不是要钱而是“要命”，不存在“你赢我输”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战胜病毒，没人能够独善其身。

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全球化更多是有钱国家的游戏，那么人的全球化就是所有人都关注的，影响也更广泛。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全球经济衰退已无法避免，疫情或将致2500万人失业。国际劳工组织也说，这不再只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一场严重的就业市场和经济危机。国际劳工组织预测的最糟情形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8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增加2470万甚至3600万，超过金融危机时的2200万。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断应对病毒挑战的历史。这次疫情过后，公共卫生变量会和气候变化等一样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思维”逻辑中的常量，深入影响全球化逻辑。政党意识形态嬗变，国际规则改写，世卫组织今后可能会被放在与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一样重要的位置看待……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这场全球抗疫很可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弗里德曼发文称这次全球抗疫将是划时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现在则有抗疫前和抗疫后。“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调整重自由、轻秩序的文化结构。”

尽管不少国家已因新冠疫情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封国”，世界经济也面临倒退的警告，但美国当局依然以本国优先思维玩弄关税工具，关税战还直指欧洲，依然准备借助疫情危机加速与中国脱钩。换句话说，直到现在华盛顿的精英们都还没有醒过味儿来，没意识到这样做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美国真正该做的是重振规则导向的国际机构，制定卫生、环境、贸易和安全规则。改革和复兴，听取有关环境和医保的理性建议，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选项。否则，正如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多西在题为“抗击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所言，如果说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超级大国的资格，那么这次抗疫或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

欧盟过于坚守所谓基于规则的政治系统，强调必须遵守某些“统一规则”，但现在也开始有所转变，注重使规则适应处理具体事件的现实要求。放松《稳定与增长公约》约束，放宽对国家援助的标准要求等等，都预示着欧盟这方面的转变。欧盟放松成员国遵守欧盟统一规则要求，意味着欧盟从机械地基于规则运行的俱乐部向着价值观共同体的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

一些观点认为，新冠疫情将使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事实上，疫情短期内让全球供应链受到挫折，但并未扭转全球化方向。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在谈及这种影响时都承认，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轻易取代中国。欧美等国企业也不可能借此与中国“脱钩”。

资本主义关注资本的逻辑而疏于人的逻辑，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尤其如此。但早在疫情之前西方世界就已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发挥体制优势，打赢抗疫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彰显制度优势，更使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固执地以意识形态划分制度、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优劣已经多么不符合现实。

中国逐步控制住疫情并及时向其他国家派出医疗专家、援助检测剂、口罩等紧缺物资，并与世界广泛分享抗疫经验。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且还在倒逼和推动中国各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的医疗、教育、办公以及数字化交易、物流甚至娱乐蔚然成风。疫情还在助推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化转型，加速人工智能、物联网、5G技术、生物医药的创新和应用，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以及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凡是不能打倒我们的，必将让我们更强大”。

疫情催生新的全球化转型，全人类胜利的逻辑超越了某个国家单赢的逻辑。如果这场疫情能让更多国家认识到这个逻辑，就此对过去走歪了的道路拨乱反正，那么它的破坏性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大，但大疫过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却可能比那场危机过后更加积极。(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