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外交政策有三个主要支柱，前两个分别是政治军事，经济贸易，第三个——其实也是中美关系中最后一个支柱——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纽带不应被危及
传统上，最后一个支柱一直与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纷保持隔离状态。教育和文化关系被视为两国相互理解的基石，是那些旨在和平解决分歧政策的重要基石。因此，它与政治和经济既相关又分离。
在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中，两国都有一个共识，即成千上万由跨越太平洋的学生所形成的纽带不应受到危及，因此这个支柱一直与其他纠纷保持隔离状态。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包括所有国际学生，一直在美国都受到欢迎。
然而，特朗普政府甚至一度考虑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和贸易战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这其实与美国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外交政策大相径庭。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没有禁止来自苏联或东欧的国际学生。尽管禁止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的想法后来被放弃了，但它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在的教育交流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国家安全关系之中，以至于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
为什么我一直呼吁美国商会应该把支持教育交流作为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个途径？
数字可以解释一切。如今，我们有超过3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各个大学就读。他们每年在生活费用和相关方面的花费估计为150亿美元。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如此规模的消费，而商会对此也深有体会。把强调教育交流作为加强中美关系的一个支柱也许是我个人的观点，但确凿的数据显示这对商业是有利的。
如果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持续减少，不仅涉及金钱方面会有重大的经济影响，而且还存在无法衡量的潜在损失，这可能更为重要。教育和文化交流创造了可增进中美关系的纽带，即使在最糟糕的时期也是如此。当政府之间相互争吵，高层沟通停滞不前时，必须在某个领域或民间保持两国对话的畅通。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教育和交流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交流能消除误会
在美国，有人从中美竞争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应该谨慎培养中国学生。相反，我认为，首先，美国不是因为躲避竞争而强大，竞争精神驱动着美国的前进。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法案就是为了鼓励竞争。竞争可以激发人们发挥最大的才能，力争卓越。而且，美国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并非处于一览天下的垄断地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是美国强劲的竞争对手。当前中国学生在美国不受欢迎的气氛，导致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增长速度下降，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则趁机乐享其成。
其次，美国的竞争力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国际学生流入。今天，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系统，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从中国而且从世界其他地区吸引人才。因此，我认为对中国留学生采取限制措施是短视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美国和中国找不到共存的途径，那么世界将没有未来。但时光不会倒流，眼下中美关系今非昔比。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维持中美关系的“接触政策”难再重来。这个国家愈加两极分化，可是关于“中国没有向美国预想的方向发展”却形成了共识。同时，中国社会也有一些人逐渐强化了美国会限制其发展的认识。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努力稳定中美关系，防止它滑入深渊，并努力重建信任。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取决于在中美两国建立更多民间个人纽带。这就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交流和互动能够为消除双方误会、减轻敌意、缓解紧张局势提供一些基本的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其称为支撑中美关系的最后一个支柱。
重视民间的推动力
必须强调的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仅靠政府是不行的。当然，我鼓励决策者关注这个问题，但不认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两国之间学生交流的巨大经济和人文意义。从根本上说，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并不是真正由政府主导，而是由民间社会推动。
这个最后的“支柱”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且能够避免被各种纠纷影响，就是因为它并非仅仅是由华盛顿或北京做出的决定而主导的，而是因成千上万的学者、学生，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民参与其中的互相助推。这也是为什么当政府间关系出现裂痕，民众之间的联系仍会持续下去的原因。
我出生于中国，我的父亲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是在庚子赔款奖学金的支持下就读哈佛的，既获得文学士学位，又去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1911-1917)。他利用在美国学习的知识推动中国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最终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是我的一部分，但是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才慢慢建立外交关系。
尽管现在已经从美国政府的岗位上退休，但我觉得该做点什么——(为中美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可以充当两国之间的桥梁，而这就是我在美中教育基金(USCET)努力工作的主要内容。我相信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对两种文化都有更好的了解。面对中美关系的起伏，华裔美国人需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学生更加自信，他们也更加为中国而感到骄傲——当然，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建立美中政策基金以来，中国的确有了长足发展。他们感到自豪是对的，但我也有一点点潜在的担心，这种自豪感如果过了头，也可能会滋生民族主义。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学生为迎接世界挑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得不说，我最好的学生就是来自中国大学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在不断成长，这就是变化。
在美国，如今有36万中国学生。我希望他们能在美国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只是上课。我觉得他们应该努力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建立友谊，体验只有在美国才有的文化。重要的是，这些学生会找到探索激情、发挥潜能的方法。(作者是美国第一位亚裔大使，中美教育基金的创始主席。本文由卡特中心“中美印象”执行主编张涓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