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上将布莱尔近日在参加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听证会时提出，中国在地区的军力发展和动向可能导致“东亚北约”的出现，暗示美国可以联合东亚地区国家形成类似北约的军事同盟来“防范中国”。在此之前，“亚洲版北约”的说法早已有之，美国学界人士亦早有提及，但具体到“东亚北约”并由美国军方前要员在听证会上明确提出并不多见，这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发展的焦躁不安正进一步加重。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美国部分人士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判断日趋负面，认为“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并把中国与俄罗斯列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定位的“再认知”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再校准”阶段，其策略也从“全政府”“全社会”逐步向“全世界”升级，企图发动全部盟友和伙伴力量，建立阻遏中国发展的国际联盟。

“东亚北约”的提法无非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在当前国际形势和地区背景下，美国企图重演冷战时期的“集团式”或“阵营式”对抗，最终只会与盟友需求背道而驰，落得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

第一，当前的国际格局不是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北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体系因素使然，是美国与苏联两极对峙的结果。美苏在战后数年走上对抗道路，面对苏联的可能威胁，实力较弱的欧洲在两极格局下并无选择，必须以军事同盟的方式与美国联合以确保自身安全。两极格局的稳定性也确保了美欧龃龉不断，但北约依然没有解体。

然而，当前的国际格局与冷战截然不同，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冷战结束后世界正从单极霸权日益走向多极化，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在这一体系下，东亚国家有更为多样的对外交往选择和空间，没必要也不可能加入某一个“冷战式”阵营。

第二，当前的东亚不是战后的欧洲。由于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战后欧洲百废待兴，在经济和安全上依赖美国援助与支持。美欧同盟从一开始就带有“美主欧从”的性质，冷战中两个平行市场的出现，也让绝对依赖美国的欧洲并不会因为冷战而损失与苏联经济交往的红利。

然而，现在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却要面临“大国竞争”对手与经济交往伙伴是同一对象的同盟困境。如果美国要求日韩配合其“大国竞争”战略，以更为紧密的军事同盟方式对抗中国，那么两国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必然会受到影响，而这绝非两国所乐见。

第三，当前的美国不是战后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二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总体上仍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希望通过与欧洲的联合打造符合西方利益的战后国际秩序。如在经济上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推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将全球化视为圭臬；在政治上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在机制上建立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体制。这些战略共识都确保了北约乃至整个美欧同盟的总体稳固。

然而，当前的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引领，最大化自私逐利的成果，以贸易战逼迫盟友经济让利，以撤走安全保障威胁北约和亚洲盟友分担军费，这些都让东亚盟友难以在道义上将美国视为同盟领袖。

从国际格局、地区形势、美国政策等各方面看，美国对盟友主导能力的下降都是显而易见的，双方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北约峰会中各国不愿跟随美国将中国列为最大威胁、慕尼黑安全会议中欧洲方面提出“西方缺失”，都为傲慢的美国敲响了警钟。既然伴随着美欧同盟70年的北约都已迷失方向，“东亚北约”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