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东京再度举行以来，在中国政府和社会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推动下，两国关系出现一些实实在在的回暖和发展态势。中日双方已原则商定习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应邀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将在近10年停滞之后再度实现中日首脑互访；中日执政党之间高层交流也已经恢复。但是，因2012年钓鱼岛领土争议加剧而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中日关系虽已走出低谷，但要全面改善，还需假以时日。
历史正在召唤“新型中日关系”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碎片化”、贸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重新抬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工业革命4.0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面临的恶化趋势等，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这一波新的“大变局”中，中日两国不仅无法置身事外，而且中日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能否加强合作、共担责任，将对未来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国在全球权力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重大影响。现在，历史已经把中日两国推到了需要为未来的世界发展、繁荣与和平深度携手合作的关键时刻。
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尽管历史问题、领土争议、价值之争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中日经济和社会关系已经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力。截止到2018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人员往来每年达1200万人次，每周直飞航班超过1000班，结交友好城市超过250对。中日两国逐渐成为中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价值链保持活力和生机不可或缺的伙伴。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0月26日在“北京-东京论坛”开幕演讲中所指出的，“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中日两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联。”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已开始明显地拖累了日本经济。日本财务省10月21日发布的上半年(4-9月)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上半年逆差上升到84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53亿元)，连续两个半年(2018年10月-2019年3月、2019年4-9月两个半财年)出现逆差，因中美经贸摩擦而导致的日本对华出口低迷是重要因素。对传统的贸易大国日本来说，进出口明显滑坡是安倍政府难以承受的。中日关系今天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境地。
日本的“中国战略”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两面性
从2019年以来，中日关系持续升温，反映了安倍政府面对当前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不愿意把“宝”都“押”在美国和西方身上的战略警觉。与此同时，东京不愿意在经贸领域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继续鼓励日本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反对和中国经济“脱钩”，也体现了安倍政府和日本朝野精英的战略慎重。但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限制因素依然顽固，日本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等诸多问题上对华排斥仍在延续。
应该注意到，日本是与澳大利亚一起，最早宣布拒绝和华为在5G项目上合作的美国盟友。今年9月份，日本防卫省发布的2019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把中国定义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此外，日本主流民意存在的普遍性对华消极看法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日本民间组织“言论NPO”10月24日在北京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就中日关系回答“糟糕”的日本人占比44.8%，较2018年上升5.8个百分点。对中国印象回答“糟糕”的日本人虽然下降1.6个百分点，但依然高达84.7%。本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上相互影响甚至反哺的历史超过千年，但在两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价值认同和地缘政治秩序选择等问题上，今天呈现的差异和对立依然是很深刻的。
今天，我们正在面对的日本，是一个完全“双面”的日本，即，在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选择上“背中国而行”的日本和经贸与社会交往上“向中国而行”的日本。虽然安倍政府近年来也在尝试做一些调整，例如降低在钓鱼岛争议上的“反华嗓门”，将美日等国协商一致的“印太战略”从日本的视角出发调整为“印太倡议”;但面对中国时，这种“双面日本”的选择也让一些日本朝野精英态度分化。比如，今年10月份，30多位日本国会议员跑去台湾参加蔡英文当局举办的“双十”庆典，日本加大海军在南海巡弋和军事演习的力度，对于中国舰机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认的国际水道宫古海峡等执行正常演练活动的过度反应等，都是“双面日本”选择的真实反映。
改善中日关系：既要靠行动，更要靠时间
即便如此，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仍然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和增加彼此的适应度。
首先，对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的差异和争议，我们不需要回避，这反而是中日关系改善需要直接面对和采取行动的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由来已久，信心的培养和观念的改变需要假以时日。我们坚信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选择和中国推进地区与世界繁荣和平的责任担当，帮助日本政府和社会重建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信任和信心，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战略责任。
其次，中日之间存在的利益和安全竞争局面不能低估，但中日关系同样可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防范”、但又需要“相互提携”的关系格局。承认中日关系是“最复杂”和“最敏感”的大国关系之一，减少以往处处以“挑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心态，给予彼此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应该是我们需要重新建立起的“对日心态”。
最后，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北京和东京双方都需要树立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中日关系虽然受日美关系的牵制和影响很大，但只要我们处置得当，中日关系就不会永远被日美关系“牵着走”。在今天的“大变局”面前，安倍政府如果真的期待提升日本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中国，不断培植对华战略信心，同样也是东京需要迈出的步伐。即便是钓鱼岛主权争议，中日两国也完全可以坐下来，“谈起来、谈下去”。
未来的中日关系，急不得，但却要有新作为。(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