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我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是基辛格先生的特别助理。在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中，我是美方三名成员之一（随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参加会见）。

美国要摆脱困难局面

正因为亲历了那个年代，我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美国一个成功的大战略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他们在国内外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摆脱这些并在海外建立成功的外交政策，这需要一个宏伟的战略。美国当时与苏联的关系很紧张，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联系。同时，我们在越南陷入了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

随着反战情绪愈发高涨，美国国内爆发了骚乱、暗杀和抗议等一系列事件。为了证明美国的外交仍旧能够发挥影响力，尼克松和基辛格策划了与中国建立外交联系的战略。如此一来，这个宏伟的战略将改善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而给从这些国家获得援助的越南北方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认真进行有关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

这个战略非常有效。我们与中国开启了富有成果的关系，并立即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当时，中美关系比中苏关系更好。几年后，美国与越南北方政权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这表明美国外交没有受战争和其他问题的困扰，我们仍旧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人民的士气。他们看到，尽管我们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地方进行了有争议的撤出，但我们与一个巨大的国家建立了联系。

接触中国前心里没底

如果美国没有首先接触中国，我们当时并不确定中国是否会主动联系美国寻求和解。毕竟，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曾经交战，而且已经有22年没有相互联系。但是当我们看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时，尤其是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发生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有兴趣与我们打交道，以平衡苏联的威胁。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外交环境看，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对与美国建立联系很感兴趣，因为这可能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随后有可能扩大与亚洲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有与我们打交道的意愿，但是我们也不十分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于1971年7月派基辛格和我去中国，以确保两国都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来建立这一新关系，确保安排来年的总统访问。

打开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经典的双赢案例。同美国一样，中国也达到了其首要目的。中美两国取得了双赢的结果。1979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正式建立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我认为卡特总统的这一举动虽然不像尼克松总统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时那样有开创性，但仍需相当大的领导才能和勇气才使这一关系正式化。因为，这在当时意味着要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前美国与台湾有很多年盟友关系），转而和北京建立关系。 美国当时仍有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国会还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总体而言，与中国建交在美国受到了积极欢迎。

制定外交政策需谨慎

当年与中国接触的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与今天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很不相同——他总是用推特讨论外交政策。在与中国建立联系中特别需要保密，以便让我们能进行坦率的讨论，并确保我们在公开协议之前，就已经达成一定数量的共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外交政策更加谨慎和富有战略性。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依靠直觉行事，他经常在不咨询任何顾问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决策，而且还经常在没有仔细谋划或准备的情况下改变意见。我们需要坚持一种策略：不应该基于总统个人的利益而改变我们的观点，而应着眼国家的利益。

对于任何政府来说，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不仅针对亚洲，而且针对世界——有三个要素。我们的对外政策尤其如此。

首先，美国国内需要实现团结并能够高效运转。左右派之间不能无休止地进行怨气冲天的争论，我们需要对未来进行投资，以便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更具竞争力。在致力于先进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教育和其他领域的相关立法上需要进行合作。这些工作将使美国更具竞争力，也是展示我们民主政治制度的契机。

第二，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但是现任政府与我们的朋友和传统盟友经常发生争吵，贸易争端成了家常便饭。如果特朗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进行合作，也许他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三，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构来加强我们的领导力。美国需要鼓舞和组建联盟来解决问题。现任政府破坏了我们进行多边工作的能力，华盛顿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该协定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商业发展和贸易提升是有利的，同时也会释放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信息。白宫还退出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相关协议。最重要的是，华盛顿退出了《巴黎协定》，将气候问题领导权推给了中国，结束了中美在这个关键领域的合作。

必须指出，尽管现在中美两国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在美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美食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作者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本文由卡特中心“中美印象”执行主编张涓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