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向世界做出了庄严宣告。70年前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70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持续不断前进，不仅自己要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步走，而且要推动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一切，作为1945年之后新出现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上 ，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这是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记者谢环驰 摄

中国人民要持续前进，就不能不提和美国的关系。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期间，就发表过仅有60余字却震动世界的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历史从19世纪至今，相互交织，纠缠前进，在不同历史时期，谱写了波澜壮阔的篇章。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友好，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纠葛，中美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各种选择，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70年，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人生，但对世界和国家来说，可能只是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却可能已经沧海桑田。整体看，1949年至今的中美关系，至少分为两大非常典型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实力极度不对等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从1949年至2010年前后，总体看，美国对中国具有显著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是综合的，既是经济体量，也是军事实力，既有有形的硬实力，也有无形的软实力；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美国在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客观上对中国如何认知与处理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对美国如何认识中美关系，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中美总体实力趋于接近，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均衡的阶段。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赶上并且超过日本，稳定地处于全球第二，并持续不断地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时；当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速率，显著地高于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战略精英调整对华战略认知的速率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就迅速浮出了水面，以更加清晰和直接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

这种速率的差异，可以从一些极端言论遵循的框架上清晰地体会到：1955年万隆会议上，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当时与美国关系亲密的伊拉克，其外交大臣贾马利就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这种论调，与2017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019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曾经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官的班农等人对一带一路是所谓“债务帝国主义”、“陷阱”以及“中国地缘政治扩张”的观点，并不存在本质区别。时过境迁，当冷战都已经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时候，掌握华盛顿决策圈话语权和实际政策制定权力的人，说的仍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陈词滥调，上述非均衡变化的显著性，可见一斑。中美关系未来要面临的严峻局面，也可见一斑。

通俗地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中国来说，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中国在崛起中以最大限度的诚意和善意，表达了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中国的领导人，极为罕见地邀请其他国家共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但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速度相对和缓乃至停滞的背景下取得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导致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相比较中国的高速发展，西方发展速率滞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类回答，大致有两种答案：第一种答案，向外归因，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主要依靠“作弊”取得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第二种答案，向内归因，通俗的说，就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尤其是自身制度的问题，找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但这种寻找问题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或者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键而微妙的政治问题。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答案，“中国作弊”而非“美国有病”，成为了唯一的正确答案；至少在当下的华盛顿，以及可见的未来，这都是唯一可被接受的答案。

这是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不仅违反常识，而且无法得到真正科学的理论支撑；但这是一个维护当前美国政治制度，也就是极端发达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唯一正确答案；换言之，中国的成功和高速发展，本质上是中国选择的道路和制度的胜利，可是当前欧美国家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其前提和基础，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架构的永远正确，任何理论的创新，都无法逾越这条边界。类似《21世纪资本论》这种只是尝试说出大实话而且还没有怎么触及问题本身的著作，都会在方法论和证据可信度方面遭遇近似变态的苛刻检验。这就是今天中美关系进入波折与动荡时期的深层根源。

当下的世界，是一个看似复杂，实则清晰明了的体系：遵循内生冲动的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后，顺利地在生产-流通环节实现了有效的全球布局，这种布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其所要实现的分配方式，是跨越了地理位置和主权国家界限的全球分配。具备比较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基本上获得和资源禀赋相关的分配与报偿。

但是，在政治层面，这个体系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相关受益的分配，因为这种区隔，就有了两个层次的存在：在全球范围主权国家之间的第一次分配，以及在主权国家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第二次分配。非常清楚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这种加大是欧美国家自身的制度所导致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欧美国家自身的制度并无法产生能够良性修复这种制度的力量。

特朗普为代表的非典型领导人的兴起，反映的是历史以一种极具嘲讽意味的方式，给出的回应：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解决方案，推动了某些特定类型领导人在德国的出现，并让人类因此面临空前的浩劫。当下，因为有了更多的客观约束条件，以及出现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为体，所以历史发展可能有所不同，但同样面临错失发展机遇，以及陷入无谓冲突的风险和挑战。

站在70年的节点上展望将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和世界一样，既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充满未知的：

从宏观态势上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深度细化、垂直拓展以及网状互联，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关税还是什么其他限制措施，可以在短期内有限度地限制甚至是一定程度地扭曲这些演变，但最终，谋求效益最大化的市场所具有的力量是不可被阻挡的；从国际体系上来看，最能顺应和适应这种变化，确保自身的总体战略与宏观政策与这种发展趋势相一致，且能够在内部治理环节有效进行二次分配的主权国家，将在这一波次的大国战略博弈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从具体的进程上看，黑天鹅与灰犀牛组成的新丛林，有着难以精准预计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要完全精准预言每一个不确定性的风险，显然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所有这些风险，最终构成的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综合检验，在理论上能够正确认识，在实践上能够恰当处置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国家，将成为最终的胜出者。如果能够及时更新知识结构，矫正认知，实施有效的国家间合作，则将使得中美两国，乃至更多的国家，实现有效的共赢。

中美关系的走向是确定的，就是在一个更加均衡的力量对比的框架和基础上，构建一种更加平衡和对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国更加尊重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的基础上。实现这种新关系的过程必然是充满波折的，以充满智慧的方式进行灵活的斗争，是实现这种新关系的唯一选择；一如70年中国风雨历程一再证明的那样，光明的前途，值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战胜路上的艰难坎坷，去努力争取。

（作者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