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迄今香港回归22年，离50年尚不到一半的时间，香港就多次发生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事件，中港矛盾日益显现，一国两制面临严重考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需要从中港两方面去分析。

从香港方面来说，首先，香港人对大陆体制有政治成见。香港数百万居民中大多数是在过去数十年中，从大陆“逃港”的人士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对自己或其父辈曾经“用脚投票”而逃离的体制，有一种历史记忆和恐惧感，这并不难理解。这样说并不是他们不“爱国爱港”，而只是他们对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选择罢了。

当港府当事人在检讨本次事件原因时，称香港人对大陆有巨大的恐惧和焦虑，而港府对此并不敏感，这应该说是道出了一个实情。其实，岂止是那些普通港人，即便是那些被北京视为依靠力量的“爱国商人”、建制派人士和亲北京的公务员，他们中一些人出于生意或政治利益而“拥护中央”，但许多人却要么早已将部分财产转移国外，要么只身为官，其家属子女早已持有外籍身份或已在国外置业定居。

这种留后路的安排，表明其内心担忧与许多香港普通居民并无不同。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敏感意识到，那些普通港人，因没有此种两手准备能力，只能与香港同生共死，因而焦虑感更甚罢了。

其次，香港的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年轻人前途渺茫，安居无望，积怨已久，正无处发泄。这样，政治焦虑加上民生积怨，两相叠加，故而才会遇有导火因子，便一触即爆，反应如此强烈。

从大陆方面来说，这涉及大陆对香港的认知和治港思路问题。中国在“改造旧世界”，和平接管城市，改造“旧政权留用人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改造“人的思想”方面，有一整套经验。

当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对那些“回到人民手中”的“和平解放”城市，中国将这一套运用得相当成功。当香港回归后，这一“改造”的思路和经验自然被用到了香港，尽管没有当年那么急迫，一两年之内就要解决，也并非全套照搬。

回顾香港大事件，自回归以来20多年中，香港发生的四次大规模游行运动，除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与普选有关，其余三次，2003年的推行23条引起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和本次反逃犯条例所引起的更大规模的街头示威，都是因推行某种与大陆体制相关的条例或教化，而触及了港人的政治恐惧底线。今日要去纠缠这三次是否都是授意而为，或是港府“没事找事”，已无实质意义。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都是属于符合大陆意愿，试图改造或改变香港现有法律体系和港人观念的政治尝试。

显而易见，倘若没有这些触发政治恐惧的推行尝试，香港会“安静”很多，至少四次中的三次大规模抗议运动是不会发生的。纵有民生问题，也缺少导火索，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抗争。

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对香港，有无必要操之过急？有无必要50年一半不到，就接二连三地试图去改变香港的法律和教育体系。由此引发普遍恐慌和社会动荡，受者惊恐，施者也头大，而两边无益？

本次“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有许多大陆专家学者和网民提出了种种建议。而归结起来，仍然没有脱离原有思路：如改造香港的法律体系、公务员队伍和警察队伍，撤换掉外籍法官，强制推行国民教育，对暴力分子实行“严打”等等。

矛盾原本就是因为“改造”而引起，而建议的方案却还是不离“改造”二字。事不过三，20年中，三次尝试都踢到铁板，最后都是以撤案或搁置平息风波。是否还有必要加码再试？试想，一个逃犯条例都能引起香港全城大乱持续数月，那些更加严厉的方案，岂不是会引发更大的恐慌和动荡？

也许，700万港人的感受和反应如何，相对于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并不重要。而且，就力量对比而言，毋庸置疑，中共当然有力量彻底改造香港，就像它当年有力量改造上海一样。

这不是一个是否应当迁就香港人的意愿和反应的问题，不是一个当局有无能力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目的、结果和利害权衡的问题。

试图改变香港的法律体系和港人的观念，其目的和意义何在？

是为了防止香港分离出去？当年香港的回归，因涉及国家主权，港人都无法左右，他们又怎么可能能够决定香港未来的主权归属？

是为了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颠覆大陆政权？香港成为反共基地，从中共建政时就已经如此了，“反动书刊”、反共团体、各路间谍，颠覆之心，早已有之。中共当年经历那么多的“艰难曲折”，其政权尚且未能被颠覆，难道香港回归到自己手中后，偌大一国，反而会被这弹丸之地颠覆？

再说，将香港大陆化，又有什么好处呢？其结果只会导致中国付出经济和国家统一上难以承受的代价：即香港失去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失去作为中西沟通和缓冲的桥梁和规避贸易战风险的通道。并且导致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效应，和以往对台战略的所有付出，都付之东流。两相权衡，孰重孰轻，不难判断。

所以，对香港，不宜操之过急。搁置那类尝试，50年以后再去考虑那些问题又如何？与其将港人看成是需要加强法律管制和思想转变的对象，不如将之看成关怀的对象，不如责成港府和有关部门多做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工作，解决港人普遍关心的实际民生问题，多多展示对香港民众的善意和关怀。这样或可降低其心防和恐惧，培植归属感，增进社会和谐，而两相心安。(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