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和批评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从早期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到近期的“债务陷阱”，西方媒体制造的这些“话题”总能抢占舆论高地，干扰“一带一路”的推进步伐。

正因如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日益感受到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回应西方的质疑乃至恶意抹黑。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职能部门对“债务陷阱”的集中驳斥，中国驻外大使在所在国主流媒体的积极发声，以及中国学者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是有益的尝试。

然而，无论是在制造话题的能力，回应质疑的能力，还是引导舆论的能力等方面，中国仍处于落后地位。这也更加凸显出中国在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权上面临诸多困境。

以笔者近日参加的某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该次研讨会主要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经济走廊建设。与会代表，包括沿线国的学者，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描绘走廊建设给所在国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也对走廊建设的前景信心满满。

应该说，这些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沿线国学者“作证”的深度讨论，有助于增强中国和沿线国继续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信心，也有助于削弱外界质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讨论阶段的激烈争论，仍然给一些沿线国参会代表制造了少许“不快”。曾有某沿线国参会代表对笔者抱怨，中国学者对“债务陷阱”的反驳显得太强势。其言下之意或许是他并不喜欢这种强势回应方式，又或者他对这种强势回应感到不舒服。

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在回应外界质疑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必须做出回应甚至反驳，以维护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强势回应或激烈反驳，又会使其他国家觉得中国很强势。如果西方媒体再“添油加醋”，或许就又成为西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或中国“过度自信”的口实。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早年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时的场景。当时的中国恐怕比现在的处境更为艰难，但面对一些国家的激烈批评，周恩来没有立即站出来严厉反驳，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语气平和地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为改善了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国家形象。

当然，学者们并不具备周恩来那样的外交智慧，也不太可能提出如此高深的外交原则，但周恩来的这种回应方式，确实值得当下的中国学者学习。

换言之，在面临一些比较刁钻的指责或者批评时，可能先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摸清其套路才是最为重要的，而不是急急忙忙地亮明自己的立场。一来，拿对方的话语逻辑破绽进行反驳更能“以理服人”；二来，不对对方的话语进行解读，而是直接阐述己方立场，恐容易造成“自说自话”的窘境。

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时候，在面对一些比较激烈的质疑时，作为中国学者自然难免情绪激动，回应也容易给外界造成中国“咄咄逼人”的“假象”。这种强势回应，有些时候或许不仅不能帮助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的话语权，反而可能有损中国的努力。

实际上，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权是一个系统工程，学者只是其中之一。政府官员、商人、海外留学生、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载体。在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权的过程中，这些行为体都会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回应也会成为外界评价“一带一路”的重要依据。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可能更需要一种大国成熟心态，“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和富有成效的辩论，而非盲目的强势反驳。当然，笔者在这一方面也做得不够好，更遑论要求其他学者做好。笔者只是参会之后有感而发，顺便提一些建议罢了。(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