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写道，“政治领袖的最大挑战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推倒重来。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用这句话来形容中美关系的走向，再贴切不过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表示，中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另起炉灶，只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尽管苦口婆心，但美国人就是不信。

　　在美国战略家眼中，美国不仅看意愿，更看重能力。光有意愿，没有实现意愿的能力，美国人不在意；而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却说没有这样的意愿，美国人则不会信。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逢强必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问题在于，影响力和霸权是两码事，“负责任的仁慈大国”与“恣意妄为的霸凌”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前者是王道 ，后者归于霸道 。

　　美国无法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法扳倒美国。从历史来看，美国虽有战胜苏联和日本的先例，但“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而在经济上却是侏儒；日本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军事上却无足轻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将达至美国67%的黄金分割线，与当年苏联、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30%左右相比，简直不是一个量级。

　　承认现实是迈出正确决策的第一步，但这个过程有时曲折而漫长，特朗普的做法是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贸易战采取对日的打法，由当年的操刀手莱特希泽主导；政治战、科技战则采取对苏的打法。综合而立体的混合型战法大有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一些美国专家担心，中美关系可能朝着不可修复的方向“自由落体”。

　　近两年来，美国遏制中国的话题不再遮遮掩掩。国会、军队、学者、大学等都加入到反华大合唱之中，美国国务卿等高级官员不遗余力游走世界，使出浑身解数，动员盟国构筑遏华统一战线。尤其是美国斩断华为供应链的做法，极大改变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迈出了中美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危险一步。

　　令人欣慰的是，美国这一轮封杀中国的做法，国际社会呼应者寥寥。英国明确告诉美国，用不用华为，将由英国自己作出决定。世界已经深度一体化，中国已成长为经济巨人，中国巨大消费市场所形成的磁力将吸走世界上每一颗铁钉。英澳日等国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让其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处在第三方位置的“旁观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呼吁世界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以及让中国更多参与世界新规则制定，同时也不忘记提醒中美双方，“必须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了对中美经贸谈判的白皮书，用大量的事实披露了谈判受挫的真相，国际社会反响强烈，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可以说，自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谈判的立场及思考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我们对美国挑起这场贸易战的真正原因理解是否到位呢？

　　美国看似不理性的做法，尤其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的说辞，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近乎“经济文盲”，但美国方面对此却有着宗教信仰般的坚持。其实，我们必须从美国的选举政治逻辑看待这个问题。

　　特朗普的当选本身就是美国分裂的产物。奥巴马夫人就曾尖锐批评过，把特朗普推上总统的宝座，说明美国价值观的沦丧，道德标准不再追求高线，而是在比低线。多变、善变及易变的特朗普将世界推向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看似毫无章法的他，其背后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一方面，在特朗普眼中，只要保持老大的地位，采取什么手段他都不介意。另一方面，美国看似正在与中国下一盘更大的棋。其背后的动因是，建制派的战略家们本来对特朗普并不看好，但特朗普的当选让共和党的精英沾光不少，他们干脆顺水推舟，借特朗普之手把中美关系往竞争对抗的道路牵引。

　　实际上，特朗普本人更多受制于选举政治的逻辑。2016年，特朗普比希拉里少了289万张普选票而当选总统，胜得有点偶然。对连任看得如此之重的特朗普，需要继续稳住基本盘。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逻辑是，过去他们过得很苦，无人关心，现在依然很苦，但至少有特朗普替他们说话。所以，特朗普出台了许多看似冲动的政策，其实背后站着一个在全球化中没有受益的群体。

　　然而，制造业的回归非常之难。奥巴马时代就曾做出种种努力，但效果不彰。所以，特朗普出此狠手，试图切断中国产业链，大幅度降低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所得税。如果说过去一些企业还在观望的话，那么，现在一些企业主真正开始思考“是该回去”的时候了。从经济角度计算贸易战的得失已没有意义，在沃尔玛买到便宜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拥有一份工作事关人的尊严。从宗教意义上说，拥有一份工作的意义完全超过了我们常规的思维视角。按照基督教新教教义，把崇尚劳动与敬业视为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把工作干到极致，挣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升入天堂，否则将来就要下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给了失业人群，特别是白人蓝领精神抚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与墨西哥“躺枪”也在意料之中。

　　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另一个国家充满了恐惧。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洛德所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过度了”。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说，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传达一种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感觉，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未来中美双边对话与谈判往创造就业机会这个领域靠拢，想必可以找到更多共同语言，有利于重构中美合作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或可减缓中美经济脱钩的速度和烈度。

　　提高双方指责的分贝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对全球都会带来不小的破坏。更何况，许多重要的难题如朝鲜半岛局势，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问题，都需要中美的共同参与。西班牙一句谚语说到：“旅行者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中美关系的未来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史无法提供答案，穿过“无知与狭隘的高墙”，才是中美关系的希望之路。(作者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