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转变时，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政治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而道义则是政治领导力的精髓。

对于现阶段美国软实力与相对实力的降低，以及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失去许多国际支持，道义现实主义更为合理地进行了解释。因此，这一理论提出后即在国际学界和战略界引起广泛关注。

在这一新概念的基础上，阎学通又进一步构建了一套分析国际关系的新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以此为核心撰写了新著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领导力与大国崛起》）。

在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阎学通系统地阐述了大国崛起的秘密。他指出，这其中的核心原理就是“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强大的改革能力”。

战略信誉是最重要的国际道义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在研究国际关系规律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能否简单介绍下这一理论？

阎学通：这个理论是解释为何崛起国能成功取代霸权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将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作为自变量，将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的理论分析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以一个变量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几种不同的重大变化，如国际格局的转型、国际规范的转型、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等。

这个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只要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加强大的改革能力，崛起国就能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主导国。

如果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于主导国，崛起国的成功将改变国际规模、国际秩序，甚至可能改变国际体系。

这个理论认为，一国能成功崛起是因为政府改革的能力强而不是政治制度。这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观念相反。

历史经验表明，其他西方国家与美国制度相同，却建不成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了苏联之外，在冷战时都未能建成超级大国。反建制主义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最近也发表文章称，中美是制度模式之争。我与模式之争论者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是政府改革能力的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中国如今成为一个崛起大国，靠的是政府的不断改革而不是改变了我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强调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这里的“道义”具体是指什么？

阎学通：道义分成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例如，对配偶忠诚是个人道义，对国家利益负责是政府道义，博爱是国际道义。由于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是政府行为，因此这里的“道义”是指政府的道义。

以政府道义作为判断政治领导是否讲道义的标准，避免了道义层次混淆所导致的领导类型标准不明确的问题。生活作风是个人层面的道义，以这个层面的道义判断政府行为，就会偏离对人民利益负责是政治领导的核心道义的本质。

政府道义对内而言是指对人民利益负责，取信于民；对外是维护本国的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义的最低标准，也是最基础性的和最重要的道义。当一国失去国际战略信誉时，这个国家必然被视为不讲道义的国家。

最近有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谈关于特朗普政府是怎样因失去战略信誉而使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的。这充分说明，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是被视为缺乏国际道义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所有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在解释如何提升国家实力方面有哪些异同？

阎学通：我和约瑟夫·奈在软实力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在于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认为软实力由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者构成，但前者是核心要素，因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文化实力是资源性的。文化实力通过政治操作能力发挥作用，因此政治实力的变化会带来软实力的升降变化。

而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由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对外政策三者构成。他将这三个要素并列，未解释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也解释不了特朗普执政后半年之内美国软实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他也曾创造“巧实力”的概念，来弥补其软实力理论的缺陷。然而，他的“巧实力”是指政策制定，这与软实力中的对外政策这一要素形成重叠。我指出后，他表示同意“软实力”和“巧实力”两个概念存在重叠的问题。概念重叠会导致同义反复，这是理论建设的大忌。

简言之，道义现实主义关于软实力的定义既能解释为何两国软实力的大小不同，还可以解释一国软实力上升和下降的变化原因。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则只能解释前者而不能解释后者。也就是说，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可解释软实力的动态变化，而约瑟夫·奈的理论只能解释软实力的静态差别。

政治领导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与经济、军事实力等因素相比，你为什么认为政治领导力更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可否举例说明？

阎学通：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政治实力是操作性的，因此决定了资源性实力发挥作用的大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力增长的历史可证明这一点。例如，“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的领导力非常弱，连维持火车正点运行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说提高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和扩大这些资源实力要素的作用了。这时期政府不但无力进行改革而且大搞倒退，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有了崛起可能。

在同一时期，美、苏、日、德等国的政府都在进行改革。日本政府进行改革的力度最大，因此这个时期日本国力增长的速度大于其他大国。其他大国在改革，中国在倒退，于是实力差距与其他大国不断拉大。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美国自建国之后，政府进行过很多次改革，每次改革都提升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过度的自豪使美国进行的改革不但少于中国，而且和它自己之前相比也少了很多。这是美国在21世纪相对衰落的原因。

如果比较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进行的改革较多，也是美国实力上升较快时期。小布什政府没进行什么改革而是搞了一些倒退，这时期美国实力增长速度下降，在他执政时期还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有改革意愿但缺乏改革能力，因此美国实力增长缓慢。

特朗普政府的确做了诸多改变，但多是倒退的变化而不是进步的改革。目前，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人们对于特朗普政府领导力的强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我想现在做最终判断还早了一点。待他执政结束后，历史会做客观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你看来，政治领导力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将改革能力视为政治领导力的核心，因此可将政治领导力简化为一国政府的改革能力。改革能力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改革的方向，二是落实改革方案。

改革是指朝进步方向变化，与之相反的概念是倒退。例如，从帝国向共和国变化是改革，而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就是倒退而不是改革，因此张勋恢复帝制的行为被称为“复辟”。

落实改革方案，则是指把朝进步方向变化的计划变成实质性成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是进步的，但他落实改革方案的结果是国家解体，这说明他没有落实的能力。

改革给大众带来希望，因此激发人们工作和创新的热情，于是国家实力增长快；不改革或倒退则使大众失去希望，从而没有奋斗意愿，于是国力增长慢，甚至萎缩。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之所以能缩小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原因是崛起国政府的改革能力强于主导国。一国政府领导力的强弱不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同制度下，改革有时多有时少，有时改革有时倒退。

有一点需要明确，领导力的强弱是相比较而言的，即对两国政府或一国的两届政府进行比较而言的。与此同理，领导力弱也是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和主导国的战略竞争中，改革少于对方和倒退多于对方的结果相同，都能导致战略竞争中的失败。

崛起是比发展更难的事务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能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崛起是比发展更为困难的事务，两者在国际环境的需求上有巨大差别。发展可以少介入甚至回避国际事务，而崛起就不可避免地广泛介入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崛起的本质是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实现超越，与主导国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主导国和崛起国任何一方要赢得这场竞争，都得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只适用于崛起国，同样适用于主导国。结合中国当前崛起国的地位，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建议是注重建立国际战略信誉，因为只有提高战略信誉才能争取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这为中国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提供了战略机遇。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涉及多方面，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无序的国际体系内，中小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因此谁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它们就支持谁。

二是兑现国际承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的核心是言而有信。从理论上讲，认为中国崛起对其有益的国家就会支持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对其无害的国家就不会反对中国崛起。兑现承诺，则是让较多国家相信能从中国崛起中受益。为此，对外承诺一定要在中国实力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三是内外政策一致。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两个大局合为一体，内外政策一致才能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双轨制不利于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因为双轨制无法实现国际接轨。所有人都认为内政是根本，因此内外不一致的政策会导致他国不信任我国的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