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跨大西洋裂痕为何加深了?
2022-11-03 11:21:51 来源:环球时报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黑天鹅”成“灰犀牛”,欧美近来也出现“各自飞”的倾向。
一是美国出台的《降低通胀法案》歧视欧洲相关行业,反倾销反补贴的市场竞争与规则之争演变为损人利己的把戏,美国公然挖欧洲墙脚。据估计,由于法案鼓励企业从其他国家转移到美国,法国估计会遭受80亿欧元的损失。马克龙呼吁以“购买欧洲法案”保护欧洲汽车业。在美欧合力对俄之际,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在欧盟犯了众怒,欧盟大国担忧美法案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小国则抱怨根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若相对更“重视”欧盟感受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势,将加剧欧美关系面临的困难,对美失望情绪将使下一次欧美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会议黯然失色。
二是美国拟重新制定对俄油价上限或引发欧美新一轮矛盾。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向欧洲施压以修改对俄石油制裁措施之后,美国政府又祭出缩减对俄油价上限的计划。而有美国财政部官员则表示美国从未与盟国讨论过价格上限的范围。舆论认为,这将加剧欧盟的挫败感。一些欧盟官员指出,他们认为美国更加重视增加全球石油供应,并不总是像欧洲那样准备好遭受经济打击以惩罚俄罗斯。
三是俄乌冲突暴露美国拱火冲突、削弱欧洲的目的。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与德国制造业结合,本是欧洲再工业化的不二选择,但俄乌冲突后与俄能源“脱钩”导致欧洲制造业企业成本高企,不得不外迁到美国等地。不仅如此,美国通过搞替代挤掉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市场,大发战争财。不久前,马克龙在一次会议上直接喊话美国:“让我们支付4倍价格这个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可不是友谊的真谛。”
四是美国挑起的对华芯片战让欧盟无所适从。对美国政府此前单方面宣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芯片、半导体设备和相关部件的出口管制新规,欧盟一肚子抱怨。首先,华盛顿在没有征求国内意见,也没有与盟友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便出台了这些限制性措施。在欧盟方面看来,芯片禁令绝不能削弱欧洲芯片行业的竞争力。其次,美国有关做法增加了欧美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的风险。在欧盟方面看来,美国对芯片行业的政策应在TTC框架内进行充分讨论,并得到欧洲盟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为本国芯片制造商提供52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可能使欧盟发展本土芯片行业的努力付之一炬。当前,芯片设计和制造等领域被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韩国和美国所主导,欧盟处于相对落后位置,在补贴、保护主义和政治伎俩被美国当作芯片战主要手段的情形下,欧洲人惊呼应提高对本土芯片产业的承诺和资金投入。
看来,跨大西洋板块裂痕日益加深。欧洲媒体以画讥讽:美欧“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船长(拜登)”弃船而逃,剩下“杰克(泽连斯基)和“罗丝(冯德莱恩,被损为‘欧洲的美国总统’)”在船头闭眼做飞翔状。欧洲为何落入美国圈套?
美欧龃龉原因有二:一是盟友是“忽悠”,有人直白地说应为“盟仆”。二是联盟关系仅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欧洲传统安全基本依靠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保护,但在经济领域则不然,美欧存在竞争关系。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冷战结束后,欧盟一直力推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发展到后来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但就是在经济领域欧盟也充满了苦楚,反倾销反补贴官司不停。近年来欧盟更是对美国数字巨头与跨国公司发起数字税、反垄断斗争。美国政府是为美国企业服务的,对欧盟的甜蜜外交辞令掩盖不了对欧洲企业频下黑手。拱火俄乌冲突不仅让美国能源巨头赚得盆满钵满,且严重抵消欧洲企业竞争优势,阻遏欧洲与美国再工业化竞争。在数字领域欧洲更是被美国“殖民”——90%的欧盟数据掌握在美国5家互联网巨头手里,何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更遑论数据安全?“欧洲命运何时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默克尔之问,更是欧洲之痛。
欧洲一体化得益于美国为对抗苏联阵营的需要,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代表。但美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向来采取打压态度。互联网本来是美国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军事发明,冷战结束后转为民用,因此欧洲受制于美国互联网霸权。德国传统制造业发达,但没有搞数字转型,加上欧盟自诩“规范性力量”,在互联网企业未充分发育时,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限制市场,无法产生与美国数字巨头抗衡的互联网企业,且自身不团结。美国利用欧盟内亲美国或中立国进行渗透及公开的跨国兼并投资,使欧洲数字市场对美产生依附。
美国一直声称欧洲国家是盟友,但实际上,美国从未尊重过欧洲的利益。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如果地球上的国家被核武器毁灭,美国要成为最后一个被毁灭的”。换言之,敌人和盟友首先要为美国安全献身。美国继承了英国帕麦斯顿勋爵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并将之发展为:没有真正的盟友,也没有真正的敌人,只有真实的利益。“美国例外论”对盟友也不例外。
当大国关系进入同质性竞争、存量博弈阶段,美欧不再比“好”,而在比“坏”,跨大西洋裂痕毫无悬念地加深了。(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