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既是陈词滥调，也是轻描淡写。人们通常更关注世界变化的积极一面——新技术和新思想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作效率，增进相互理解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变化的阴暗面——即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全球变得更加混乱——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国家内乱和国际冲突屡见不鲜。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重大危机发生得更加频繁。911恐怖袭击，随后发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叙利亚、萨赫勒、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显而易见，世界正加速变得无序。

这些危机发生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削弱。每次新危机出现，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并越来越无法和/或不愿展开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结果这导致更多的危机无法解决，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威信。

今天，国际公认的法治和国际政治的非正式“共同准则”似乎前所未有的脆弱。现存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激烈的质疑、批评和不信任。

和大自然一样，地缘政治也厌恶真空。当现存秩序受到质疑时，各种发展模式就会竞相出现。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为富强国家，使其化身为某种替代方案的象征，用以取代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中国的崛起展示了一种高效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靠基建开发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这种意识形态竞争——自由民主与集权统治、西方与其他国家等等——与当今的许多危机息息相关。乌克兰冲突贴切地展示了这一点。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指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敢于豪赌乌克兰就是因为全球领导力缺失（主要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这导致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生死对决。

德维尔潘在演讲中批评美国外交政策

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日益对立的竞争，违背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也使这种理念无法再创造出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且又团结和谐的世界。

如果自由主义理念失败了（就像现在正发生的那样），那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及时出现，否则世界就会持续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失败国家越来越多（如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国际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以及核扩散加剧，这都是因为个别国家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保护它们。

乌克兰战争就突显出核扩散的风险。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以换取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如今，它们都面临战争和毁灭。这促使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即拥有核武器可能比没有核武器更安全。

如果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在瓦解，那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剧变之中。类似的时刻也曾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比如发现美洲和欧洲旧君主制解体。现在，我们正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崛起，以及它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衰落大国（美国）面对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时，爆发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随着双方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话将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这绝不是双边竞争，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三角”关系。

当中国开始扮演自己全球超级大国的新角色而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定位时，欧洲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有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它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态度，特别是在涉及到美中欧战略三角关系时。

如果国际社会要扭转危机增多的趋势并避免冲突激化，那法治权威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确保公正执法。当然，法治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各方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突显出对话、互信和理解的至关重要性。

为了稳定世界秩序，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朋友和对手携手合作，在建立国际公共准则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这是第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和平会变得更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下去。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才会蓬勃发展。

要给人类以希望并让人类从自己的工作、生活水平和财产保障等方面感受到进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人类要想找到应对手段，经济增长也必不可少。而要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就必须互相信任并展开合作。因此说，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团结协作以应对世界性难题并找到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意味着中国要勇挑重担。尽管中国奉行不卷入国际危机的政策，但中国不可能回避参与国际重大事务。从气候巨变到全球经济过热，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无论中国做出何种决策，世界其它国家都越来越愿意效仿中国的做法。

中国有能力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带头提出重大的、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这肯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转向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