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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不满之夏”背后的西方制度性危机

2022-07-02 10:50:52       来源:环球时报

本周,西方国家领导人忙着连轴开会,G7峰会和北约峰会相继召开,讨论当下的俄乌冲突。与此同时,多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欧洲民众不满能源、粮食等基础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开始向政府施压,英国、法国等多国工会组织举行抗议活动,“不满之夏”正在蔓延。


很显然,西方政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其背后是通胀不断高企和经济增长日渐低迷的现实,更是一种战争综合疲劳症的显现。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担心,西方很有可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并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所谓滞胀,就是物价上涨,但经济停滞不前。一般认为造成滞胀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供给不足导致产能减少,如油价上涨使生产成本及商品价格上升,导致经济放缓;另一个是经济政策不当,例如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目前,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都已超过8%,英国通胀甚至超过9%,且在短期内仍看不到回落迹象。根据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5.7%下降至2022年的2.9%,远低于今年1月预计的4.1%,其中,美国2022年经济将增长2.5%,2023年为2.4%,欧元区2022年经济增长为2.5%,2023年为1.9%。但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美国银行预计,从明年开始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40%,明年下半年增速将放缓至接近零,野村证券、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金融机构也发出类似警告。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负责人近期公开承认,欧元区经济存在衰退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欧美不大可能在今年直接进入衰退,但趋势难以逆转,未来存在陷入滞胀的可能。


因此,经济学家们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其可能带来的现实问题也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首先,宏观政策调控恐将失灵。近期,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已经数次加息,欧元区也决定提前结束债券购买计划并进入加息通道,以期遏制快速增长的通胀。但问题是,当前的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输入型通胀,更多是因为当前产业链受阻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刚性需求很难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减少。同时,货币政策收紧将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推高债务水平,进而降低政府财政刺激的效果,抑制新冠肺炎疫情后复苏艰难的经济。这就像是一个水龙头在加水,另一个则在放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陷入两难,压住通胀就会扼杀增长,保住增长就会推高通胀。


其次,社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近期的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平均每30小时新增一名身家超1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而几乎每33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事实上,通胀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冲击效应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粮食、能源价格暴涨,对普通民众影响极大,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可以预见,如果滞胀渐趋现实,经济问题将不断传导向社会层面,贫富对立加剧社会撕裂,民生问题很可能被放大为种族、民族、宗教等冲突。


再次,政治民粹化将进一步凸显。社会层面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终反映到民众的投票选择上。就以法国刚结束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为例,以往法国大选聚焦点主要是内政,选民更关心社会经济政策,但此次外交议题成为主导大选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加剧法国通胀,极大影响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因此成为各党派争执的主要问题。马克龙虽凭外交成果连任总统,但遭到来自极左翼梅朗雄和极右翼勒庞的强力挑战,并且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没能取得绝对多数。尤其是,相比2017年,俄乌冲突背景下的这次法国大选投票率更低,极左和极右势力占据半壁江山,传统的左右大党则惨淡收场,民粹主义再一轮兴起已是事实。这种政治对立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恐将进一步陷入制度性危机。


当下经济滞胀的风险正在迫近,西方政客们还忙着谋划地缘政治,鼓噪围堵中国。但民主制度的失灵、精英与民众的对立以及发展动力的缺失,尤其是当下的滞胀风险,归结到底是西方自身出了问题。政客们想通过简单粗暴地甩锅给中国,撇清自己的责任,但沉溺于新现实主义的陷阱终归于事无补。是到了理智面对现实的时候了,无论对哪国而言,搞好民生才是正道。(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