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关系中有个叫“世界中心转移”的现象。欧洲作为世界中心已有好几百年了，如今世界中心正向东亚地区转移。过去大家讨论帝国的兴衰，讨论较多的是霸权的衰落。保罗·肯尼迪著作《大国的兴衰》里说道，如果大国过度扩张，国内的经济实力支撑不了扩张，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国家就衰败了。但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何许多不过度扩张的国家无法崛起。它只能解释霸权衰落，不能解释霸权的兴起。

还有学者认为，霸权的兴起是制度决定的，比如说欧美霸权兴起是因为民主制度，秦国的兴起靠的是法家法制。可是历史上，搞法治也强大不起来的国家不在少数，用了民主制度也没崛起的国家比比皆是。不管是解释崛起成功，还是解释帝国走向衰败，单靠一个制度因素解释不了国家兴衰。

因此，我从理论上力图找一个单一因素来解释大国的兴衰。如果崛起国保持住这个因素，就可以不衰败。霸权的维持，靠的是什么因素？秦始皇利用强权进行大规模向外扩张，国家一下强盛起来，但它没能维持多少年，帝国就倒塌了。

汉朝也是个大帝国，持续好几百年，因为它采取的方法跟秦朝不一样。秦朝是霸道，汉朝重王道。借鉴中国古代思想，我认为在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都有“王”和“霸”之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想强大，不想衰落。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国家的目标都一样想强大，但采取的策略则不同。不同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不一样。

二战之后，制度主义在政治学占主导地位。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胜过其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主导地位将永久性存在下去。显然，他不太理解历史。人类过去几千年都不曾有一种制度几千年不变，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在将来永久不变的。

崛起、维持、与衰败是大国兴衰的规律。我借鉴中国古代有关领导的思想，将“领导力”作为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如果领导选择的策略是合理的、符合时代的、进步的，国家实力就会因此增长变快，同时与邻国关系变好，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国家就慢慢地强大起来了。这就是“得道多助”。

倘若采取王道的策略，国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越多，领导地位维持的时间就越长。衰败是因为国家不采取王道的策略。国家领导更替，新领导是强权或昏庸型的，国家丧失国际支持，国力发展比别人慢，国家就逐渐衰落，国际主导权逐步丧失。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几十个帝国，都有兴起，持续，衰败三个阶段，但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过去国际学术界强调的是制度决定论，把制度作为国家强盛与衰败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古代帝国的制度在兴衰过程中变化不大；到了现代，大英帝国、苏联和美国，它们在制度基本不变情况下，也有兴起，维持，衰落的变化。

同一个制度下的国家，既能兴起又能衰落，因此制度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制度是有权的决策者们创造的和改革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操作的，没有人操作的制度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在制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下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就发挥不出来过去的优势、功能和效果。

在这里不得不提“软实力”和“巧实力”两个概念。约瑟夫·奈界定的软实力是吸引力，来自制度、文化和政策。而我认为其构成要素是政治和文化，但政治要素的核心是政治领导。美国在制度、文化都不变情况下，特朗普上台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领导，美国软实力就大规模下降了。

由此可知，制度和文化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其原因是，这两者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政府如何运用制度和文化，因为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后来，奈又发明了“巧实力”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了政策。巧实力包含了政策，软实力也有政策，二者重叠了。其实所谓“巧实力”不过是政治实力中的决策要素，而政治实力又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所以我和他说，软实力核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这里的政治是操作性的，这其中政治主体是指决策者，即政策制定者。政治领导力是指决策者运用文化。而文化的概念分成三个层次：精神、物质、和制度。政治领导力可以操作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它等于用一个因素解释了大国的兴起，持续时间长短和衰落。

领导决定论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它和其他政治学理论并不是直接相关。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分成三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被人们误以为是不讲道德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李斯、商鞅，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不讲道德。

我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讲道德的。我以汉斯·摩根索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强调道德的作用，然后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念里的道义概念带进来了。大国都想成为主导国，但在崛起过程中需要秉持道义，才能获得国际信誉。

战略信誉很重要，所有的崛起大国，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国家强大了能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从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讲，它强调一个大国能够崛起，成功的速度快，持续维持时间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它讲道义。

美国在制度文化不变情况下走向衰败，是因为特朗普的道义标准太低了。他做出承诺也不履行。他说每一句话，根本就不在乎这句话是真是假。拜登上台后，美国盟友会担忧，万一美国四年后再上来个特朗普第二，他们该怎么办。

总结，这本书从理论上解释了大国的，兴起，持续和衰败现象背后的规律，从国家学术角度来说，这对制度主义挑战很大。对于中国，则是对经济决定论提出挑战，因为《大国领导力》是政治决定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的快慢是政治领导决定，这和经济决定论的论述不同。

《大国领导力》这本书里面反复提到2017年的头6个月，特朗普政府的国际领导力和国际战略信誉下降。现在拜登当了总统，他所代表的民主党，能否在未来的四年时间恢复美国战略信誉？能恢复到什么水平上？

第一，这本书是2018年完成的，当时依据的材料只能到2018年上半年。其实刚好能够控制好变量。当时特朗普上来执政只有六个月，美国软实力就下降了，那时美国的制度、文化、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没发生变化，唯一变量是领导人。

第二，拜登面临的国际社会和四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过去特朗普的政策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下降，战略信誉也就下来了。现在拜登要重新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国际社会必定将信将疑。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和盟友的双边关系跟传统贸易关系遭到了破坏。接下来拜登要想恢复关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建立信誉需要长期不变的行为，破坏起来很容易。大国的兴起也一样，一般兴起速度慢，衰弱速度快，比如苏联解体，一夜之间发生了。

2021年是拜登执政的第一年，他将召开 “世界民主大会”，是美国话语权的重要抓手。而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是否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碰撞或互动？我们从中国的角度该如何看待？

这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意识分歧，意识形态的分歧会不会带来矛盾和冲突？第二件事就是有了冲突怎么来对待？

第一，所有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带来冲突，在冲突中间，两派实际上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在让第三方觉得有道理。在国际政治中，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产生冲突和分歧。关键在于，谁能够得到第三方的多数国家支持。冷战美苏争霸也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最后美国的自由主义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接受，而苏联的得不到支持。

第二，今天中美之间有了冲突怎么办？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上具有比中国大的优势。因此故意跟中国搞意识形态竞争，能使美国得到多数支持。中国的政策则非常明确，我们不搞意识形态之争，让美国一个巴掌拍不响。

您也提到了现在中美竞争和冷战美苏竞争是不一样的。在数字时代，谁更能够在数字创新上获得成功呢？

第三方对其他国家的制度、思想、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识，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成败来判断的，以成败论英雄。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在世界上流行，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军事、建设、和科技建设都比苏联更成功。所以大家就误以为它的成功是制度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倒推的，只有时间的关联性。举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学校判分是“甲乙丙丁”；后来跟苏联学了，改为五分制；改革开放了，跟美国学，改百分制；后来美国变成学分制，我们就跟上。作业评分制度，对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质量其实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因为美国的强大，我们认为它起作用。

所以人们有一种迷信，只要成功强大，他人就会模仿。当年是冷战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是数字技术创新之争。只要我们数字技术上能领先，我们的观念自然会被别人所接受。

《大国领导力》作为一本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您最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您觉得这本书最有意义价值的是？

这本书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希望其中的领导决定论的范式，能够被国内学界的同仁接受。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用道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决定论去分析美国的衰败，以及拜登执政后能否解决政治领导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科学范式的理论应该有预测能力，比如预测拜登在什么条件下能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什么条件下他就恢复不了美国的主导地位。我希望这个范式能被国内学界接受。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大国领导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