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痛惜美国已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衰败，美国的国家治理机构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我写道：“头脑僵化和当权政治势力相结合共同阻碍了这些机构进行改革。如果政治秩序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很难保证局势会有大的改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似乎呈现出了这种冲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历史一幕中，我又再次提出了政治腐败的问题，我备受鼓舞地看到“在政治光谱两端的选民都已站出来反对建制派，在他们眼中这些人营私舞弊假公济私，于是他们转向了政治圈外人，希望美国政治环境能得到净化。”但我同时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十字军所兜售的偏方几乎完全无济于事，如果采用，那它们将扼杀经济增长，加剧经济低迷，使形势恶化而不是好转。”

《外交事务》杂志近期刊载本文

可事实上，这些偏方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或者至少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些偏方，使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形势确实变得更糟了。形势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恶化，规模之大是当时所难预料的，最终事态发展到1月6日暴徒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这是受美国总统鼓动发起的一场暴动。

与此同时，导致这场危机出现的深层条件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把持，这使得他们可以扭曲政策为己谋利，并损害整个体制的合法性。这套制度仍然过于僵化，无法自我革新。而那些条件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两个新现象极大恶化了形势：新通信技术的出现导致有助于民主协商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不见，红蓝两派曾经的政策分歧也固化为文化认同分歧。

不可调和的分歧

从理论上讲，精英把持美国政府可能成为促进民众团结一致的诱因，因为怀有政治分歧的两方都被这一现象激怒了。可不幸的是，这种敌意所对准的目标在不同情况下也是不同的。

对左派人士来说，他们所瞄准的精英是企业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化石燃料公司、华尔街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和共和党的巨额资金捐助者，他们的说客和资金一直在致力于保护其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民主清算。

对右翼人士来说，恶劣的精英是好莱坞的文化权力掮客、主流媒体、大学和大公司，他们信奉“觉醒”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美国保守派尊崇的传统或基督教价值观格格不入。

即使在被认为是两方观点有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比如日益担忧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的权力，双方的担忧也是互不相容的。蓝党美国人指责推特和脸书宣扬阴谋论和为特朗普主义做宣传，而红党美国人却认为这两家公司对保守派抱有无可救药的偏见。

美国政府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明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该体制也有其优点。总的来说，宪政制衡机制仍在起作用：尽管特朗普一直试图削弱国家的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官员却阻止了他的恶行得逞。最明显的例子是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司法体制（形式上充斥着大量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却拒绝接受特朗普一方发出的数十起荒谬诉讼请求。而共和党官员，如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和其他监督乔治亚州选举的人勇敢站出来反抗总统，后者曾向其施压，要求他们非法翻转他在该州遭受的历史性失败结局。

但制约特朗普的制衡机制同样也会制约未来的改革，使体制的基本机能失效问题无法得到改善。美国体制最严重的一大缺陷是，共和党人仍掌握着决定性的优势，这要归功于选举人团制度以及参议院的组成，这使得他们尽管在国家和各州两级选举中都没有赢得普选却仍能掌权。鉴于通过和批准宪法修正案的门槛极高，对美国宪法进行修改，比如取消选举人团制度，根本不可能施行。

民主党在参议院占有绝对多数，就剥夺了共和党在内阁官员任命等一般性问题上的否决权，但更大的改革（如确立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州地位或通过一项新的《投票权法案》以阻止共和党剥夺公民选举权）将会遇到共和党人的阻挠，他们会发表长篇大论以阻止其通过。新总统乔•拜登哪怕想推动相对温和的立法（如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加大基础设施支出）都需要运气和技巧。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近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设想的转型性结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仍将遥不可及。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文章中所指出的，造成美国政治基本机能失效问题的原因，是美国的制衡机制与政治两极分化相互作用，产生了停滞和持续的党派斗争。从那时起，这种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和危险。一大推动因素是技术，它削弱了主流媒体或政府等老牌机构塑造公众信仰的能力。最新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77%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选举存在重大舞弊现象。有人说右翼的独裁倾向越来越严重，以此来形容特朗普及其党羽肯定是没错的。但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投票支持他，并仍将继续支持他，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厌恶民主理念，而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么做正是在捍卫民主，反对民主党篡改总统选举结果。

解决这一由技术引发的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挑战。在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后，推特和脸书将特朗普从其平台下架，这是正确的；作为应对国家紧急状况的短期措施，这一决定是合理的。煽动暴力与行使受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截然不同。

但从长远来看，私营企业擅自做出这种重大的公共决策是不合法的。事实上，美国当初允许这些平台变得如此强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和两位共同作者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大力促进具有竞争力的“中间”层公司发展，那些大型社交平台把节制内容的任务外包给这些公司，从而减少平台的权力，并允许用户更大程度地控制他们所遇到的信息。这并不能消除阴谋论，但却会削弱平台能力，使其不再放大边缘声音或压制其它不受欢迎的意见。

福山与两位联合作者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建议制约大型科技公司权力

第二个极大加深我国政治两极分化的新趋势，是人们从政策议题争论转向了身份认同斗争。上世纪90年代，两极分化刚刚开始，当时的美国人在税率、医疗保险、堕胎、枪支以及在海外使用武力等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这些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特定社群身份问题所取代，肤色、族裔、性别和其它更宽泛的社会标识都可以区分人的身份，政党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义的兴起在共和党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让该党及其选民放弃了他们的核心原则，如信仰自由贸易、支持全球民主、敌视独裁国家等。随着特朗普自己的神经疾病和自我迷恋逐渐加深，这个政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特朗普任职总统期内，判断共和党人身份的标准是你对他个人的忠诚程度：如果你对他的所说所做有丝毫非议，你就会被从党内赶出去。这最终导致该党拒绝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政纲，而是选择简单地申明它将支持特朗普想要的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连戴口罩和要认真对待新冠疫情这样的小事，都会成为激烈斗争的党派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2016年后，在地理和人口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所展示的，与支持和反对特朗普情绪关联最紧密的单一要素就是人口密度。这个国家被划分为蓝色的城市和郊区以及红色的远郊和农村两部分，这反映出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巨大的文化分裂——这种分裂在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都有重现。

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去年秋天，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QAnon组织阴谋论的荒谬核心主张，即如受调查人士所说，“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们经营着一个儿童色情集团，他们正试图控制我们的政治和媒体。”共和党已不再是一个建立在理念或政策上的政党，而是一个更像邪教的政党。

在左派群体中也出现了部落主义，但形式尚不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爆发社会运动后，身份政治开始出现在左派群体中。左派原本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组织活动去对抗肤色、族裔、性别或性取向歧视，此后某些左派就升级为争取群体认同和要求某一群体的与众不同得到积极肯定。但总的来说，民主党要比共和党更多元。拜登任职总统期间，民主党内部各派系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将会出现重大分歧，这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人身上从未发生过。

分裂之家

没人知道这个国家在拜登就职后会走向何方，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共和党内部将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暴力攻击国会大厦的行为严重越界，已经有一些共和党人与他公开决裂。从政治上讲，特朗普在任期间并没有扶持共和党占据强势地位：共和党已从2017年的执掌白宫和国会两院沦落到今天的一无所有。但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程度之深已到了即使出现这样的暴力行为也有可能不使他们反感。

可以想象，随着前主流共和党人适应了下台的现实并为了赢得未来选举而扩大该党联盟，他们将缓慢但稳步地重新夺回权力。或者，特朗普可以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为国家牺牲一切的烈士来保持本人对该党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可以想象特朗普和他的铁杆支持者会蜕变成一伙隐秘的恐怖分子，只要拜登政府出现他们所认为的非法行为，他们就以暴力进行回击。

在未来几年，这一事态的最终走向将对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已经送给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威权领袖一个巨大的礼物：一个分裂的、专注于国内的并与其民主理念自相矛盾的美国。拜登赢得总统宝座再加上民主党占据国会绝大多数，并不足以保证美国恢复其国际地位：必须彻底否定特朗普主义并取消其合法性，就像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下场一样。那些为国家机构建立准则护栏的精英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重建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是否勇于接受挑战将决定美国体制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将决定美国人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