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提前出版）刊登题为《被武器化的世界经济 副题：挺过经济胁迫新时代》的文章，作者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基金会“广场”研究所国际事务学教授亨利·法雷尔，和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商务外交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全文摘编如下：

今年6月，华盛顿宣布与中国达成“框架协议”，标志着全球政治经济已悄无声息进入新阶段。这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幻想的美国一己独大的“解放时代”的开端，也非拜登政府所期盼的“可控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而是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时代的真正开启。

美将“关键节点”用作武器

塑造这个新时代的将是经济与技术胁迫等武器，制裁、供应链攻击、出口限制措施皆属此类。这些手段重新利用了全球相互依存经济体系基础框架中的诸多控制点。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单方面将这些金融、信息流和技术领域的“关键节点”用作武器，以获取战略优势。

美国政府迫切达成协议的态度彰显出单打独斗的局限性。美国正放低威胁调门，以劝说对手不要重创美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其他大国也在努力探索：在经济实力与国家安全日益融合、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从“愿景”变为“威胁”的当下，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

经济武器正如当年核武器般扩散，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新困境。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新的战略思考：本国的政策与能力与他国的政策与能力在哪里交叉和交叠，有着不同自身利益与能力的企业又会如何应对？

“互相依存关系武器化”是全球化鼎盛时期的意外产物，这一时期如今已走向落幕。冷战结束后，企业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基础架构之上，构建了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美国的技术平台（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后来的社交媒体）将全球通信系统连接起来；全球金融系统也因美元结算和SWIFT金融信息网络等因素而连为一体。以美国为核心的半导体制造虽分散到欧亚多地的专业环节，但半导体软件设计等关键知识产权仍掌握在少数美国企业手中。这些系统均可视为独立的“技术集群”，相互关联的技术与服务复合体彼此支撑。因此，如果你接受开放互联网，意味着也会接受美国的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系统。

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设施既被用于对付美国的敌人，也被用于对付盟友。当特朗普政府退出2015年为限制伊朗核计划而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时，美国威胁制裁与伊朗保持生意往来的欧洲企业。欧洲各国政府发现，它们几乎无力保护本国企业免受美国惩罚。

这正是我们在2019年首次提出“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概念时的背景。当时，支撑全球化的诸多关键经济网络已高度集中，实际上掌控在少数核心企业与经济行为体手中。能对这些企业行使权力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可借助它们获取对手信息，或阻止竞争对手接入全球经济的关键节点。

各国努力摆脱美国胁迫

这个世界本质上不稳定。美国的行动会引发对方的回应，进而招致美国的反制。大国可主动出击，寻找自身能利用的漏洞；小国或许会寻求更隐秘的交易渠道，在全球经济中形成“阴暗地带”。美国越是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打击对手，对手乃至盟友就越可能选择脱离、隐藏或报复。当其他国家也开始把相互依存武器化时，全球经济的结构将按照全新逻辑重塑，催生一个更注重进攻防守而非共同商业利益的世界。

现任美国政府认识到，美国既能利用他国经济弱点，自身也极为脆弱。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采取与特朗普本能相悖的行动。核心问题在于，随着国家安全与经济政策融合，政府必须应对不受其控制的复杂现象：全球供应链、国际资金流动、新兴技术系统。如今，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依存关系武器化的影响，政府必须应对更多参与方。

华盛顿向来对“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想得太多，而对“何时不宜动用这些武器”想得太少。其他国家此前之所以甘冒风险，依赖美国的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是因为它们认为美国政府的自身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法治约束，且会考虑盟友利益。在各国努力摆脱美国的胁迫（及美国的基础设施）之际，全球市场正经历深度分裂。

过去二十五年，美国得益于它将依存关系武器化的能力。它享受着基于多边机构的国际经济与围绕自身良好形象构建的技术体系带来的优势，同时以单边、有时甚至非自由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如今这看起来已是镜花水月。美国面临抉择：要么在“美国胁迫与霸权衰落形成恶性循环”的世界中沉沦，要么与其他秉持自由理念的国家重新结盟，放弃滥用单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