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区总体方案已定。下一步，就是该如何做的问题了。

记得在某份调研报告上曾看过某专家建议的时间表，2020年要有明显进展；2025年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2035年营商环境达到国际一流，自由港达到“成熟”的水平。从最终的方案表述看，自贸区的建设2020年要有重要进展；至于自由港的建成，还是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先打基础，而且是政策基础。这种表述，显示国家决心很大，但步子很稳，不急于求成。毕竟，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两个字，就不能预定时间表，因为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先行先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终目标是明确的：自由港。

这最终要建成的自由港是什么样？也是一个需要试验的、不断调整的、动态的事情。国际上有定义、有理论、有实践，但却是五花八门的，有共性，更有个性，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固定模版。海南最终要建成的“自由港”，是否一定要跟某一个现实存在的自由港“一模一样”，比如香港、新加坡或是迪拜？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不仅海南，现在全国一共12个自贸试验区，都是中国自贸试验区，而不是某省的自贸区。自贸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自贸区，只不过有12个试用版，包括此次的“海南版”。从国家的角度，乐见这12个版本自由充分地竞争，各显其制度创新的神通，但最终目的，不是要弄出12个自贸区或自由港来，而且要通过这12个“小白鼠”，弄出一套可复制于全国、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未来40年的体制机制，成就中国再辉煌的40年。

这是国家做这个方案的根本考虑，主要是服务国家和中国自贸区，兼顾海南和海南自贸区。至于为什么将海南版的目标定为自由港，应该是觉得海南各方面的条件，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更适合往自由港的方向尝试。在这样的考量下，最终建成什么样的自由港，要看是否对国家未来40年探索有制度创新的贡献，而不是必须办成某个自由港的样子。中国特色的自由港怎么建，这是一个根本标准。

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地方积极性是非常关键的一条。所以，在根本标准之外，海南自由港要带动海南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海南全省上下，视自贸区和自由港建设为空前的机遇，一是因为大局意识，要为国家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二是看到了这些尝试给海南带来的发展潜力。

所以，海南要建成什么样的自由港，不要有太多的先入之见，不要盲从、照搬，而是基于上面两个标准：一，做国家制度创新的先锋；二，对海南经济的拉动力。

至于办法，一是他山之石，学习国际经验；二是拿来主义，复制国内前三批11个自贸区的经验；三是海南首创。相比之下，第三个最难，但却又是海南自贸区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绝对绕不开的。

他山之石

国际经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新加坡、迪拜这样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自由港。事实上，全世界不同自由度的保税区、港区、港市，大大小小数以千计，都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繁荣之道。只要有利于前面的两个标准，不妨多了解、多学习、多尝试。

国际经验，还可以将视野更开阔一些。WTO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一些高水平的双边自贸协定，都包括了不少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所谓的“21世纪议题”，有利于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成就海南的制度高地。海南虽是朝着自由港的方向努力，在借鉴他山之石时，却要有海纳百川的心态。

共同的经验，各种论述已经十分完备。比照海南的实际，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法”的问题。这里的法，不仅是法制，法的制度完备，有法可依；更指法治，法大于天，执法必严。公认较成功的自由港，在法制、法治两方面是“高地”，才能从“腹地”、“洼地”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

中国已经有了12个自贸区，涉及12个省市，占全国省市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却没有一部国家层面的相应法律来管理、规范。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贸区的试验必然要大量、经常“触碰”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定一部中国自贸试验区基本法，立规矩成方圆，消除自贸区干部“解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的后顾之忧，适其时矣。

自贸区管理体制的问题。较成功的自由港、自贸区，因为是“国家行为”，自贸区管理机构具有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威、统一、高效职能和权限。在中国，在自贸区法“缺位”的背景下，自贸区管理体制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和权限，在与各部委、地方政府和“官本位”的自贸区企业协调时，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合理、可行的改革建议也会难以落实兑现，出现所谓的“两头热、中间冷”，“大门开、小门关”等问题。这已经成为各自贸区管理机构比较头痛的一道难题。

海关监管能力的现代化。自由港的主要特点，是“境内关外”，所谓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这里的关键，是一线放开。对于外商、外轮来说，他并不在意“二线”管不管住，他看重的，是一线放开，让他入境、出境方便至极。如此，他就愿意到自贸区来，中转也好、仓储也好、展示也好、加工制造也好。换言之，就是让有形的边境“形同虚设”（只要不出自贸区），就是化边境为无形。

“经济边界”无形化，不仅仅是自由港的标志，也是高水平自贸区的标志。欧盟28个成员国形成的单一市场，国与国之间有地理边界，无经济边界，商品、服务、劳务、资金自由流动。英国脱欧的一大难点，就是原本已经消失的经济边界，现在又要重新回来，对经济的破坏力，不是公投之日一时冲动的选民所能想像的。

放开一线，最大程度地消除“经济边界”，重点是税收和通关。国际上的自由港对大多数商品免税（包括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船只和货物自由进出港口，只需形式上的报关备案。海关的查验，也仅限于有走私嫌疑或举报线索。货物在区内的交易、流动则完全自由。

这样一种“境内关外”的无摩擦流动，最大程度地方便了外商、外轮，但对海关等部门的监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里的关键，一是信息化建设，比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时监控，信息共享，“数据跑路”代替“人员跑腿”。二是监管思路的改变，由“管货物”向“管企业”转变，基于企业业绩和信用记录，对企业进行分级管理。以“少管”鼓励信用好的，以“多管”、“严惩”惩罚失信或违规者。随着企业诚信体系的完善，海关监管逐步让位于企业自我监管、行业自律，既方便了企业，又减轻了海关的监管压力。

具备了这两个关键，简化通关的诸多措施就容易推出了，比如各自贸区正在试验的“先进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原产地企业自主声明、汇总征税，等等。

客源、货源、资金源。比较成功的自由港，是以“制度高地”的吸引力，最大程度吸引客流、物流、资金流。所以，自由港的根本挑战，除练好制度内功外，就是要有客源、货源、资金源。做到这一点，要么是因为区位优势，是贸易航运必经之地，如新加坡、巴拿马科隆；要么，就必须依托强大的经济腹地，比如迪拜，依托中东北非腹地；香港，依托内地；或者兼而有之，比如科隆，既因巴拿马运河而成为国际贸易必经之地，又依托中南美洲庞大腹地。

如果既非必经之地，又没有明显、强大的经济腹地可资依托，以这样的不利条件而成为自由港，只有一个途径：苦练制度内功，将制度优势拔到国际一流，超越其他的自贸区，成为全球制度高地。先天不足，以后天补。

拿来主义

海南是12家自贸试验区的后来者。后发优势，就是可以把前人试出来的好经验“拿来”。相较于国际经验，11家国内自贸区的经验更具可复制性，尤其是国家已明确公布可推广全国的。比如，在商事制度方面，证照分离；市场准入方面，负面清单模式；政府服务方面，一网通办；贸易监管方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等。

更多的，是各个自贸区正在试验但尚未全国推广的做法。海南之前的11家自贸区，各有各的定位和优势，主打不同的“牌”。上海是第一个吃螃蟹者，面向全球；广东的特色是粤港澳深度融合；天津是京津冀协同；福建是两岸；浙江主打大宗商品；辽宁着眼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河南、湖北要试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路子；重庆、四川、陕西则背负西部大开发的使命。

由于不同的定位、优势，每个自贸区都在试验不同的首创，未必都可以复制到海南，但却不妨拿来看看、试试。比如，海南希望发展跨境电商业务；鼓励跨国公司以海南为自贸区为中心，发展全球或区域贸易网，打造离岸贸易中心。这方面，可借鉴广东前海自贸片区的“全球中心仓”做法。

各自贸区的拳头“绝活”，如果符合海南定位，可以重点学习、借鉴。比如，天津的融资租赁，上海的自贸帐户，前海的人民币国际化，宁波的大宗商品、重庆的离岸金融、福建的航运，等等。

拿来主义不是简单的拿来。各自贸区各项改革，虽有顶层设计，具体的改革实践和经验却多来自一线，不免有碎片化的问题。这也无可厚非，毕竟第一个自贸区挂牌也才有五年时间，但却为后来者的海南提供了一个将各自贸区试点经验“系统集成”的机会，可以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先行先试”。这种拿来，实质上是一种更具挑战性的“首创”。海南在11个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可以推出更加系统的改革举措。其他的自贸区是一项一项地推出，海南可考虑一套一套地推出。

问题、难点与海南首创

海南总体方案里，60%的内容其他自贸区已经在试，留给海南“独试”的有40%。无论是大家都在试的，还是海南一家试的，海南都有空间“首创”。这是海南作为自贸试验区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如何首创？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问题导向。用互联网人的话说，是“痛点”导向，找到用户的“痛点”，想办法解决用户的痛点，就会产生制度创新的灵感和思路。

海南与其他自贸区相比，“痛点”是区位优势不太明显（不是必经之地）、没有明显强大的经济腹地支持、竞争者众。因此，作为自由港，要考虑客流从哪来、货流从哪来、资金流从哪来。也就是客源、货源、资金源的问题。从这个痛点出来、寻找“三流”的源头，以制度创新抬高海南的制度优势，以“制度高地”吸引三流、补“地缘经济”的先天不足，这是海南首创的基本思路。

货源

中国以制造业立国，而制造业又是外向驱动，货物贸易是中国的优势。其他11个自贸区，都有自已的经济腹地，有些还兼有海外的优势，比如福建有台湾、广东有港澳。相较于海南，他们有相对充足的货源。

哪里是海南的货源？发展跨境电商和离岸贸易是一个办法。海南自贸区的最突出特色是全域性，有条件成为跨境电商最大的全球“中心仓”、“海南仓”，从全球买，卖给全球，突破单纯的进口、出口概念；也有条件成为离岸贸易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贸易网或区域贸易网的集散枢纽。

免税，是自由港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保税区的政策还未能惠及岛内居民，免税只适用于中转、仓储、加工制造等生产或商贸性质。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的离岛免税政策，也只适用于离岛旅客。未来，如将免税政策惠及本岛居民自用，不仅有助于海南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吸引优秀人才入驻，还可以促进消费品“流”入海南，解决货流的问题。

做大海南本地的经济腹地。海南的两大优势，一是热带农业，二是海洋经济，在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都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制药、深海油气、可燃冰等，凭借海南辖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是海南最有前景的经济腹地，是其他自贸区望而兴叹的独特优势。海南把能源资源、农业、石化、生物医药制药等方面的潜力用足，货流就不是问题。

海洋作为海南的优势，还不仅于此。无论是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为补齐海南的先进制造业短板，都可以在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制造业下大功夫，真正履行好海南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的职责。

作为货流的基础，自由港必须是综合性的交通枢纽，或是航空枢纽，或是航运枢纽，或是陆路交通枢纽，或兼而有之。在航空方面，香港、新加坡、迪拜都是国际中转枢纽，旅客转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几个自由港。什么时候大家能想到“从海南转机”，海南作为自由港的建设就算初见成效了。总体方案里提出，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第五航权等。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可以避开与香港、迪拜等自由港的正面竞争，避实击虚，潜力很大。

航运，是海南作为海洋大省的根本；自由港里又有个“港”字，无港或无“强港”，何以称自由港？海南的港口建设，以自由港的要求测度，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要成为离岸贸易中心、成为全球和区域贸易网的集散地，在“海运为王”的今天，还是要在港口软硬件上下大功夫。

与大陆的交通是海南陆路交通的软肋。跨海大桥议了很多年。从长远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结束海南“孤悬海外”的状态都是应有之义，陆运有海运、空运不能取代的作用，有不限于经济的重要意义。

客源

来海南的人，以游客和半定居的“候鸟”人群为多，有一定的基础；商务和创业人群相对少，是下一步的重点。

把海南比为中国的夏威夷也好、加州也好、佛罗里达也好，都是因为海南的阳光、沙滩、椰风、空气在中国具有独特性。缺点是离东南亚太近、旅行成本相似但缺少异国风情，如何与之差别化竞争是一大挑战。

以同样的生态条件吸引候鸟人群前来“避寒”、养老、医疗，是海南可与旅游比肩的另一优势。如果再加上有机绿色的热带农业、海洋渔业，实在是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好去处。在这些方面，海南对国内银发人群的吸引力，是东南亚无法比拟的。

候鸟人群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其融入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过客。中国的退休年龄还滞留于上世纪的理念，很多人在经验技术知识阅历到达巅峰、身体精力尚可时，却因为退休年龄的限制，比西方发达国家早5-7年“被动”退休。海南的候鸟人群，不乏这样被闲置的人才。如果能够突破现有人才体制机制的限制，鼓励银发人群“二次就业”、“二次创业”、“灵活就业”，盘活存量，对缓解海南的人才瓶颈会起到一定作用，也可以延长“候鸟”在琼停留时间甚至定居。

创业不是中青年人的专利。银发人群不仅有知识、技能、经验，也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仅仅到海南生活，对海南经济的贡献是很小的。如果鼓励其“二次创业”，只需要在政策上放开，就能调动其相对充足（相对于年轻人）的资金实力。

商务和创业人流相对较少，这与海南目前相对滞后的货流、服务流、资金流是相应的，急不得。海南目前可做的只能是尽可能抬高“制度高地”。

很多人怀念1988年建省之初“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那是空前的，复制的可能性很小，但仍值得研究、借鉴。那时的海南，硬件和硬环境都无从谈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国人才动心，是因为相对于整个大陆，海南是最有希望的“制度高地”，有空前宽松、包容的创业环境。

水涨船高。今天的海南，各方面条件都已今非昔比，但横向比较，仍滞后于沿海各省乃至部分中西部地区。如果在营商、创业环境上不能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大截，何以再现当年的人才盛况？海南当年只能靠制度，今天依然主要靠制度。

也不要被“人才”字面上的意思束缚住。宽松、包容的制度环境，在政府重点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要更多让市场去判定何为“人才”，谁是“人才”。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谁是“高端”？大浪淘沙、市场最终历练出来的才算。

资金源

海南要发展服务业，在旅游、医疗、航运之外，最令人期待的是金融。

海南发展金融，因为“一朝被蛇咬”，有“十年怕井绳”的心理负担，更有经济上的沉痛教训。九十年代的地产、金融泡沫，使海南痛切地感受到，行稳致远才是发展经济的王道。急于求成、建立在高负债和资产泡沫之上的高速度，一旦泡沫破裂，将长时期中断经济的正常增长，错过宝贵的增长机遇期。

这是正确的总结，但不应成为海南发展金融的心理包袱，反而因为经历过这些泡沫，更有把握和信心处理好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是香港、迪拜这些自由港的标配。对于海南这样腹地优势不明显的试验区，离岸金融是一个发力点，不仅可以吸引全球资金流入，也可以吸引中国企业和个人滞留海外的外汇资金回流。离岸帐户、IRA帐户、FT帐户、QDLP、QDIE等金融创新成果，在监管同步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海南可以一试。(作者系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