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有争议的。事实上，美国将矛头对准中国在该地区的“过分”主权声索、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任内恢复此种行动以及中国日益刺耳的反对声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具体而言，美国的意图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有效吗？有必要吗？

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航行自由”行动是，“杜威”号驱逐舰今年5月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本报注）的米斯奇夫礁（即我美济礁——本报注）12海里内通过。

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航行自由”行动是“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举措的挑战”，是表明华盛顿“在北京试图扩大其海上影响力之际不会消极以待”的信号。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这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战略是什么尚不明确。一些人——例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彼得·达顿和艾萨克·卡登——甚至对“杜威”号此次任务是否真正属于“航行自由”行动提出质疑，更不用说它是否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了。官方在描述此次行动时并未明确声称执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达顿和卡登称，“（美国）传递的信息仍是混乱的”。

另一独立但相关的事态发展是，五角大楼一些官员声称，今后在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时将不再承认或宣布，只会在一份年终报告中予以列举。对此前的大多数“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故意进行大肆宣传。

7月2日，美国“斯特西姆”号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报注）的特里顿岛（即我中建岛——本报注）附近航行。此次“航行自由”行动实质上是2016年1月底“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那次行动的重演。这就引出了如下问题：为何有必要重复此种显然会激怒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情况似乎是，美国执行的“航行自由”行动越多，中国越是会视之为威胁并采取对策。

达顿和卡登称：“将常规海军行动与一次正式‘航行自由’行动的片面功能合并起来，会不必要地令这一重要计划政治化，令传递给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信息模糊不清，削弱其对中国行为的影响，并且降低这一计划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有效性。”笔者持相同观点。但是，为何要执行这些任务这一问题还没有能够得到说明。美国本能够通过宣布本国的立场并在外交声明和公报中记录其反对意见来保护其立场，而不是诉诸一些人所谓的“炮舰外交”。

除了针对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也针对其他国家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但是，其他这些行动不那么强有力，其政治情势也与美中间的动态截然不同。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与特朗普任内首次“航行自由”行动间存在约7个月的间隔。这曾使人们猜测，希望中国帮助本国约束朝鲜的特朗普已放弃“航行自由”行动。在这一背景下，恢复“航行自由”行动向中国传递的信号是，“蜜月”已经结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指责中国在对待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时“恃强凌弱”。但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很可能认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出动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致命的军舰之一正是“恃强凌弱”之举。

（作者：马克·瓦伦西亚，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