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近期，中方接连发布涉南海生态环境状况调查相关报告，通过现场多维度的调查，用科学的方法、翔实的数据全面展现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生态保护的成果，同时也揭露当前南海生态保护所面临的问题。《环球时报》通过调查采访发现，近些年来，中方持续加大在南海地区生态保护的力度，特别是坚持实施以伏季休渔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南海渔业资源保护政策，显著促进了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国无疑已成为南海区域保护渔业资源法规最健全、技术最先进、投入力度最大的国家。

中国渔民在南海“过度捕捞”？真相：我国渔业生产活动规模和强度遭到夸大渲染

南海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周边国家达9个，总人口近20亿，渔业资源是南海周边国家重要的食物来源和外贸组成部分，也是许多渔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此前有研究显示，每年全球有12%的渔获来自南海。一段时间以来，南海沉重的捕捞压力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失衡是一些西方国家炒作的热点问题。在谈及这些问题时，一些西方“学术机构”的研究和媒体的报道会选择性地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活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23年推出的一份名为《深蓝伤痕》的南海调查报告声称，南海的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其中中国和越南成为“竭取南海渔业资源的主力”，尤其是采用底拖网捕鱼的方式，会“横扫”途中遇到的一切海洋生物，严重破坏南海海底生态系统。

上述报告似乎“启发”了本届菲律宾政府。去年以来，菲政府部门以及多名政客就南海生态问题向中方发难，声称中国渔民在南海的“过度捕捞”破坏了南海生态，并扬言要就此向中方发起“二次仲裁”。

海南一家渔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昭沣表示，无论是从渔业技术角度，还是从法律法规角度而言，中国渔民的捕鱼方式对南海生态更加友好。“如果单看数字，我们去南海打渔的渔民数量不算少，但是放在整个南海地区来看，特别是与南海周边国家相比，我们不算多。”李昭沣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性不高是中国渔民难以大批进入南沙海域活动的主要因素。

李昭沣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表示，从成本的角度而言，去远离大陆的南海地区，特别是南沙地区捕鱼，各方面成本都太过高昂，“我们渔民的渔船多为钢制船，吨位通常在100吨到200吨左右，配备一到两台发动机，单台发动机的功率通常在300千瓦到500千瓦。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一个小时就要烧掉1000元左右的柴油。去南沙地区航程远，燃料成本自然就更高。此外，去南沙地区捕鱼，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的艰苦环境，渔船的维护成本和渔工的人力成本因此也很高”。

从收益角度来看，去南沙地区捕鱼也不如在近海捕鱼那么高。李昭沣进一步介绍说，中国渔民的渔船多为灯光渔船，这种渔船在南沙地区主要捕捉的是鸢乌贼和巴浪鱼这样的灯光鱼种，但这种鱼经济价值较低，而且由于去南沙地区捕鱼周期较长，一般需要两个月，捕捞的渔获需要速冻处理，其经济价值更是大打折扣，市场收购价大概只有两到三元一斤。相较之下，如果在近海捕鱼，捕捞的新鲜渔获可以很快送上岸，收购价就会翻倍，“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东星斑、青衣这样高价值的礁栖性鱼类身上，在南沙地区捕获的东星斑在速冻之后，售价大约只有近岸地区捕获新鲜东星斑价格的1/3到一半。”

让“祖宗海”休养生息，中国工作方法有很多

史料记载，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渔民自秦代开始便世世代代在南海捕鱼，称南海为“祖宗海”。我国建立了一些生态层面的补贴政策，鼓励依法到南沙开展渔业生产的渔民和渔业企业开展生态友好型捕捞，但能获得这些补贴并负担得起南沙海区捕鱼成本的渔船被控制在一定规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当中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控制渔船数量确保南海渔业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避免南海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据了解，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国在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对海洋捕捞渔船数量以及功率实行总量控制的“双控”政策外，还包括减船转产、增殖放流、设立保护区以及伏季休渔制度等善政。

南海渔业中心常务副主任马胜伟对记者表示，伏季休渔制度是促进我国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从原理上讲，海洋伏季休渔时间选定在每年春夏季主要海洋生物的繁殖期和幼体生长期，有效保护了海洋生物的产卵群体和幼体，补充了群体数量，海洋生物多样性、渔业发展质量和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从总体效果来讲，伏季休渔有效遏制了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势头，为海洋生物资源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根据我们的监测，在休渔后，南海粤东和北部湾渔场多种经济鱼类资源都有明显恢复，主要经济鱼类渔获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同时，伏季休渔减少了拖网等对海洋生物栖息环境的破坏，有效保护并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马胜伟说。

我国南海地区的休渔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12时至8月16日12时，休渔区域为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含北部湾）海域。休渔期间使用钓具的渔船要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实行渔获物定点上岸制度，并会对上岸渔获物实行监督检查。休渔渔船原则上也要回到所属船籍港休渔。

此外，每年5至8月，中国海警都要联合渔政、公安开展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在今年的南海伏季休渔季节，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各级海警机构按照应出尽出原则，成梯次在海上布防执法力量，在各自辖区内开展网格化的巡逻管控，开展全海域、大规模、高密度的扫海行动，严厉打击违反伏季休渔规定出海作业和未按规定返港休渔渔船，形成海上高压严打的执法态势。

然而这样一项在南海地区覆盖面最广、执行力度最强、设计最为科学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却常常招致对于南海渔业资源缺乏保护性机制国家的抹黑。在今年的南海伏季休渔季开始之后，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国宣布的南海捕鱼禁令，称此举“侵犯了菲方的主权和海洋权利”“损害了菲律宾渔民的权益”。

在7月11日举行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表示，我国从1999年开始在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地区开展伏季休渔，但至今没有一个南海周边国家响应这项政策，其中个别国家不仅不响应，甚至还派渔船加强南海渔业活动，结果是我们把自己的渔船管住了，这些国家却争相去捕鱼，还要公开抗议我们的休渔公告，“南海沿岸国家如何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南海渔业资源的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这是我们在南海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前述业内人士称，南海伏季休渔本是为南海渔业资源提供休养生息的时间，促进南海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中国渔民为修复南海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仅得不到个别南海周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还会被它们破坏，“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在南海开展伏季休渔时，个别国家的渔民就加大捕鱼的力度，当中国的渔船都回港休渔后，他们的渔船就开出来四处活动，甚至一度航行到我国珠江口的外海捕鱼”。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中国海警也在强化渔业执法的常态深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近5年来，该分局根据国内外渔船违规作业特点规律，加大西沙、北部湾、闽粤交界海域常态巡逻力度，切实养护渔业资源。5年来，累计查办渔业案件1500余起，查处涉渔“三无”船舶1200余艘，对外籍渔船越界作业长期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累计驱离1.08万艘次，抓扣27艘163人。

有取有予，授人以渔

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中国一直以来也积极与南海周边国家开展渔业合作，通过技术援助等手段共谋渔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 5月9日，1.28亿尾（只）黑鲷、真鲷等水生生物由中国和越南两国相关部门代表在北部湾放流大海。北部湾是中越两国渔民共同的作业渔场。长期以来，两国在共同管理和养护北部湾渔业资源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北部湾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与养护合作项目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渔业合作的典范，已经5次被写入中越联合声明。自2017年起，中越双方已经开展了7次联合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北部湾放流水产苗种超过3.54亿尾。

马胜伟介绍称，增殖放流作为我国资源养护的一个重要举措，经历了粗放式到更科学、更精细化管理的过程。目前，我国在增殖放流方面，出台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政策，从政府层面对放流的区域、品种、规模以及时间都进行了规范。以西沙海域为例，作为我国主要的热带渔场，西沙群岛是红珊瑚、库氏砗磲、玳瑁等珍稀动物的栖息地，也是我国海域为数不多的海龟上岸产卵地。但过去一段时期，受外方渔民过度捕捞、炸鱼、毒鱼、滥挖贝类等因素影响，西沙海域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生物物种日趋减少。

为促进西沙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民增收，三沙市海洋和渔业局连续多年在西沙海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据了解，三沙市历年放流的鱼类中，不仅有青石斑鱼、紫红笛鲷、红鳍笛鲷等经济鱼种，还有玳瑁和绿海龟这样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有效抑制长棘海星的爆发，保护三沙地区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三沙市政府还大量放流蝾螺、马蹄螺、长鳍裸颊鲷苗等具有生态价值的礁栖物种。此举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展示我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渔业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国还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与其他东盟国家开展渔业技术合作，给后者提供技术援助。“此前，我们主要在中国-东盟渔业培训体系构建、中菲海藻养殖技术合作体系构建、中菲热带优质水产品种繁养技术合作和中国-菲律宾现代渔业示范基地建设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开展渔业合作。”马胜伟介绍称，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方为东盟各国培训渔业中高级管理人员114名，一般管理人员177名，在菲律宾巴拉望和达沃各构建网箱养殖与鱼苗综合示范基地以及名优水产品养殖示范基地1个。

公开报道显示，2017年到2019年，中方向菲渔民提供渔业技术培训交流，支持菲律宾发展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菲方多次向中方提出了鱼类种质资源转让的要求，以及渔业技术能力建设需求。2017年-2019年期间，中方每年还向菲律宾巴拉望和达沃地区水产养殖户免费提供10万尾优质东星斑苗种。

“应当看到，当前各方在南海深化海洋治理合作的主要障碍仍是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地缘政治博弈增加了南海海洋治理合作的复杂性和相关方达成一致的难度。”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不仅关乎我们当代人的利益，还关乎子孙后代福祉。为逐步推动形成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南海各方仍需不断努力、与中方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