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这项国家战略的推进很难取得可持续性。

联合早报网昨日在广州举办的年度经济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如上发言。他指出，地缘政治首先指的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而“一带一路”刚好处在大国之间的政治带上，比如“一带”便要面对俄罗斯、印度，“一路”则有南中国海问题，当中涉及美国的利益。

郑永年说，南中国海方面的冲突不可避免，也很难解决，中国无疑有自身考量，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寻求与周边国家合作，但如果大的地缘政治环境处理得不好，也会影响这些平台的构建，“一带一路”推进会非常困难。

基础设施与政治挂钩

他说，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但基础设施不只是经济项目，更多是政治项目，因大规模的项目不可避免会与政治挂钩，比如越南肯定不会和中国一起修建高铁，这当中便有国家安全的考量。

昨日的论坛以“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为主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庞中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甘犁、中新广州知识城总裁陈培进、新加坡驻广州商务领事冯家强也分别围绕主题发言。

庞中英同样在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面对巨大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而对此缺少深刻长期的估计，是中国“一带一路”政治工程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要落实，都要克服该政策引起的国际政治问题，包括地缘政治挑战，而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只注重推动本省企业“走出去”的经贸战略，却漠视了地缘政治的风险。

庞中英并建议中国将“一带一路”明确定义为国际政治工程，向世界说明这就是中国当今的世界观，踏踏实实地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样“一带一路”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他说，“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克服各种艰辛挑战，欧盟和欧元在相当程度上是个成功例子，就是因为“欧洲一体化”政治工程的百年大计。

对于中国各地对“一带一路”的响应与落实，郑永年在会上也指出，目前“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出炉，底层也有发展的需要，但中层部分却比较缺乏，而“一带一路”要有实际效应，中层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处在中间的官僚层没作为，“一带一路”很难有实际推动。

他也认为，中国真正能做“一带一路”的省份不多，除了国有企业，只有广东、上海这些经济体量大的省市具备能量，而广东除了经济雄厚外，也具有港口、人才的优势，并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区域，民营企业发达。从这些方面来看，广东应该积极面对“一带一路”，但外界尚不了解广东要做什么，尽管广东也在落实围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五通”战略思路，但到目前为止,“虚的太多，实的找不到”。

未来对人才有更多要求

发展离不开人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未来对人才将有更多要求。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昨日在论坛上说，“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发展历程的必然选择，而国际化竞争的本质就是人才的竞争。

莫道明说，国际化人才要求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熟悉并掌握国际惯例，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并具备法治、环保、民主与人权理念等，不过，对于这类型国际化人才，中国相当缺乏，只能依靠大量留学生，而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还缺乏培养“一带一路”人才的任何措施，体制中也没有类似的规划。

他建议中国改革国家行政体系相对封闭、落后的人才选拔机制，对社会精英开放，尤其是对职业管理人开放，区分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尤其强调专业主义精神，在选拔人才时去除“差不多”万金油式的人才观。

莫道明并以中国政府近日积极应对股灾的“救市”为例，指出有关部门要为资本市场的人才制定监管规则，首先自己必须有相关经验，“如果没有玩过资本，不是已经上岸了的话，肯定玩不过市场”。

他也提出，中国应改变行政工作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的政策和话语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行政与企业、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及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