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日本湄公河流域首脑会谈7月4日在东京举行，日本在会上发表的《日本湄公河合作2015东京新战略》中，承诺从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时间里，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这对于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缅甸等基础设施滞后的国家来说，应该是利好消息，也有利于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早日实现。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两点是新战略中提出要着重帮助湄公河国家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以及“双方注意到对于近期出现的南中国海动向可能使情况复杂化，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的担忧”。前者同日本一直对亚投行的治理质量的怀疑是一致的；后者则针对中国填海建人工岛的问题。

不少人认为，东南亚国家擅长平衡外交，中日战略竞争可以让东南亚从中获利，这种看法是误导性的。的确，中国与东盟（亚细安）把今后10年称为钻石10年，目标是贸易额将从2013年的4440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日本则希望保持其在东南亚传统的经济地位，对东南亚来说也希望经济伙伴多元化，中日健康的经济外交竞争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中日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主要方面成为地缘战略竞争的话，东南亚国家将面临痛苦的选择。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持非常务实的态度，采取的是政经分离政策，中日经济外交战略竞争加剧将使得他们无所适从。发展仍然是东盟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转型是最大挑战，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明显的瓶颈。印度尼西亚希望从原产品依赖经济向高附加值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需求；湄公河国家要尽快同东盟旧成员国达成经济接轨，也需要尽快实现互联互通。

年底将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在关税削减方面已经空间不大，旧的成员国99%，新的国家90%以上已经实现了关税削减，发展空间在于能否建立起层次式的生产网络基地，也就是东盟内部的投资网络，主要是半成品，地区的生产网络的一体化，这将首先需要陆地东南亚部分的互联互通尽快实现。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并不关心资金来自中国或日本还是世界银行，目前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货物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强，原有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不能够满足需要，无论是日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ODA）还是中国的亚投行都受欢迎。正如印尼总统佐科所说“我们将是亚投行的最大顾客”；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也参加亚投行。套用邓小平的名言，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湄公河国家避免选边站

在这一次的湄公河五国首脑同安倍晋三的会谈中，只有越南提及南中国海问题，而联合声明中也仅仅使用了双方注意到对于南中国海局势担忧存在的措辞，这可以说几乎到了这些国家可以接受的上限的表态了，超过以上表态势必将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宣言中还特意写入中国是个重要伙伴，并且对2014年末，时隔三年后重新开始的日湄公河政策对话表示欢迎。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7月2日日本的三家公司联合中标总金额320亿泰铢、全长40公里曼谷郊区的城市铁路项目，其中北部的区间为日本的日元贷款项目，这正是为了赶在泰国首相巴育去东京赴会之前，以减少日本国内对于泰国军政府过于亲中的疑虑。

2月初，巴育在访问日本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日本在泰国的投资占外国投资六成，但是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于高速铁路中日究竟谁将最后中标，泰国始终保持模糊态度，不希望得罪任何一方。这些都表明了湄公河国家在极力避免被中日任何一方认为在选边站的情况出现。难怪日本媒体感叹日本与湄公河国家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存在温差。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对待中日关系的普遍态度。

5月25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访问东京期间，在回答关于该国的高速铁路采用哪国技术的问题时，巧妙地答说“日本新干线也是有力候选”。在日马首脑会谈和记者会上，一方面马来西亚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对于日本的安保改革欢迎。另一方面对于安倍提及南中国海问题，纳吉则说必须眼观大局，不要把对华关系建立在某个问题上，要整体看并且承认同中国关系的战略性。

5月22日，安倍晋三首相在“亚洲的未来”会议上提出，今后五年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融资1100亿美元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金额上正好超过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1000亿美元初始资本金。与此同时，安倍特别提及要注重“投资的质量”，包括项目的透明度、管理现代化、还款能力以及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高质量。反过来说，也是间接地批评中国基础设施融资的记录质量不高，以及对亚投行的治理能力表示怀疑。

基础设施融资由于投入大，涉及面广，加上发展中国家法制规则不健全，容易造成腐败的温床，或者产生不良的环境或社会影响。但是不能够因噎废食，过度强调所谓的质量就会造成决策的滞后以及融资额度的高度不足，这反过来同样会影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如果过度强调所谓的质量无形中给自己上了套子，因为没有国家包括日本在内能够保证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是高质量的。

世界银行就曾经出现过融资的丑闻，日本ODA项目的承建公司也出现向越南和中亚国家官员行贿的案件。2015年2月10日，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了新的ODA大纲，这是2003年以来的重大方针修改，其中就有放宽对那些具有融资风险的项目原则上回避的原来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将来日本基础设施项目的各种风险会增加。

所谓的透明度和治理质量，是所有基础设施融资机构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度，一旦出现问题反而会损伤自身的信誉。

日本仍停留在过去的优越感上

在参加亚投行的问题上，日本没有设想到七国集团国家中竟然大部分最后都决定参加，才出现了日本的被动。这表面上可能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背后体现的却是，日本的思维似乎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优越感上。

亚投行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球经济多极化中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前奏，尽管真正的变化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感受到。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日本从中获益，但这是建立在美国一国独大基础上的。

冷战后，特别是过去10年间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继续缅怀过去的荣光虽然没有错，但并不会因此就能够让过去的“现状”永远继续下去。世界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事实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曾经提出东亚货币基金，结果因为美国反对而没有成功，现在中国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只不过这次美国反对不了而已。况且，日本对于亚投行保持开放态度，还可获得更多战略先机。

4月14日，李克强会见来访的日本贸促协会代表团时曾表示，亚投行并非一个国家吃掉另一个国家，希望学习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正如一位外国政要所说的那样，要建立关系，最好等对方还没有完全强大起来之前。

相比之下，美国一边对中国的经济外交表示一定怀疑，一边则对亚投行持开放态度。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4日在国务院出席由日美友好基金会主办的对话会上表示，美国“非常支持”对亚洲基础设施进行更多投资，美方对亚投行的成立并不反对。他还表示，美国不会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6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近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就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加入人民币的问题上有积极互动，2016年中美双方可能就投资协定达成协议。这些都说明美国在对中国的思维上尽管同样希望现状永远继续，但同时又务实地推进新的体系建立，因为适应变化，尽早键入新体系的建立，也是为将来享受那个时候的“现状”做前期投资。

日本须要做的是尽快调整自我定位（尽管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很不容易），减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优越感，并且摆脱由于对这种脱节的优越感的执著，而带来的对中国战略思考的停滞，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对未来的构建上，而不应从过去的荣光中寻觅。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