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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鼓吹对抗中国是“学术民族主义”

2015-07-09 08:48:33       来源:环球时报

6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让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分歧一一呈现,但双方所表达的合作意愿在外界看来同样强烈。此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成为战略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网络安全到南海纷争,一些美国人士不断发出强硬论调,还有人提出“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论断。该怎么看待中美战略对话的意义?中美关系会怎样发展?《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最重要的是对话精神一直在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这次中美战略对话,这次对话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郑永年:中美对话已经进行好多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话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是说解决问题才是亮点;直面分歧,怎样管控分歧,这是很大的亮点。大国之间合作挺好,但分歧如果管控不了,那会出大事情。中美不像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那样对待分歧,而是坦率地交换意见,坦率地讨论如何管控分歧,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亮点,比合作更重要。

  环球时报:最近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地提出“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话题,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可能转向“遏制”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郑永年: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很快崛起,这就导致地缘政治变化,一旦这个变化开始,学术界就会出现一种氛围,我把它称为“学术界的民族主义”。这和冷战时期美苏知识界互相唱衰对方是一样的。这是很不好的现象。那些对中国比较了解的知识分子唱衰中国,他们没有承担自己的国际社会责任,这是不应该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在挑战一个衰落的美国,倒不如说一个衰落的美国正在恐惧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并没有说要挑战美国,中国的目标就是和平共处。(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过分恐惧,这就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体谅一个衰落大国的心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带出如何营造共同体、如何构建共识的问题。

  “我对中美关系非常乐观”

  环球时报:我读过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在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的反应不如中国预期,中国也不相信西方会平和地接受中国崛起。

  郑永年:那是当然,这是很现实的。所谓的大国都是打拼出来的,除了美国。美国借一战和二战成为大国,它是被邀请当大国的,然后通过非热战的方式使苏联垮掉。美国有它的特殊性。

  至于中国,没人邀请你去当大国、当领导。但当不当领导并不是中国领导人、中国老百姓决定的,因为(中国)经济总量那么大,自然而然,你不想发挥作用它也会有一定作用。那么,国家领导人怎样配合这种自然、正面的影响非常重要。像“一带一路”,我们要主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很重要。

  环球时报:习近平主席9月将出访美国,您对这场国事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

  郑永年: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还是来自美国,其他周边国家不会对中国构成致命威胁,只有美国和美日同盟能,未来很多年都会这样。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冲突呢?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高点。所以,习主席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很多年都会这样。

  把中美关系搞好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利,还承担起了整个的国际和平责任。中美关系不是生意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以要花大精力把它做好,管控分歧,不要让它爆发。我对此非常乐观。

  从前的规律是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我们现在追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会发生战争的宿命。这就是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优于欧美

  环球时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在您看来,这段时间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郑永年:2008年以来,任何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都是失衡的,都不容易。美、日还在失衡,欧盟更加失衡。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比来说,中国的结构调整比较好。中国推进大众创业,为更多人提供就业,让更多人致富,这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中国在世界的大经济体中步伐最快。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将是最大的。欧美经济发达,但它有发达的瓶颈。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还比较低,但有很大发展空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化,到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我想,中国依然是调整最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