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随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们能够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即使它们不能主导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但却能够影响甚至左右主权国家，促进或者牵制主权国家，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地缘政治秩序。并且，也是因为全球化，很多从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很容易走出国界，形成全球性网络，确立其自身版本的地缘政治秩序。目前，至少有三种这样的跨国界非正式力量，包括如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极端宗教力量（人们称之为“邪恶力量”或“黑暗帝国”）、跨国公司和跨国民主网络，正在影响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权国家的行为。

第一，“邪恶的力量”。这里所说的“邪恶的力量”通常指的是“恐怖组织”。恐怖主义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但直到“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西方对此极为重视起来，视为是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威胁。此前，美国和西方从来就是把另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主权国家集团视为“敌人”和“威胁”。这个事件是转折点。事件发生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非主权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即恐怖组织。西方也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研究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也动用了大量的武力来应付恐怖组织。

但多年来反恐结果并不理想，恐怖主义还是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恐怖主义是常态，需要与之共存。等反恐告一段落之后，西方国家又转向寻找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敌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切面重新从恐怖主义转移到主权国家。不过，近来崛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再次迫使美国和西方把注意力转向极端组织。不管如何，对今天的西方来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既来自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正式力量，也来自类似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非正式力量。

当然，不仅美国和西方面临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这种威胁。尽管这些恐怖组织大都基于或者起源于中东地区，但这个地区大多数政府和普通人民也同样面临极端宗教力量的威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信徒都是极端主义者。

尽管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历来就存在着，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类组织几乎都可成为跨国界的国际性组织。人们往往注重社交媒体的巨大动员能力，动员能力表现为影响和吸收成员。社交媒体已成为恐怖组织领袖传播其激进“理念”，影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社交媒体也是恐怖组织“录用”成员的有效工具。“伊斯兰国组织”从全世界范围内录用成员，其中很多来自西方各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甚至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名副其实的“联军”。

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也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自我激进化”的有效工具。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人们总以为互联网使得人们趋于理性和平，因为互联网可以突破各个主权国家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过滤，无限地获取信息。当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之后，最后对事物做出综合的判断，这个判断会是理性的。然后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实际上，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使得越来越多人的世界观，或者对事物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狭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信息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不难发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自我选择的信息很容易导致自我激进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时代也是极端主义的时代。当然，极端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像“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团体，也表现为各种政治激进主义。就激进化政治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

西方国家现在试图联合组织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以有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这种方式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从前，西方国家也这样做过，并且在进行地面轰炸之后，通常会派军队驻扎当地甚至占领当地社会；一方面可全面清剿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也可帮助当地政府建立秩序。但即使这样，都没能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恶化。鉴于其能力的衰落，美国和西方没有力量再推行通过“占领”的方式来消灭极端宗教力量，“摧毁”战略往往适得其反。但除此美国和西方还能做什么呢？这是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无政府状态影响地缘政治

类似“伊斯兰国组织”的非正式政治力量，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地缘政治秩序。它们可以直接影响地区性地缘政治秩序。例如“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跨国组织。如果不被摧毁，它本身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其次，它们可以破坏甚至摧毁当地的主权国家，使得主权国家趋于失败，而主权国家的失败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出现。这种无政府状态无疑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秩序。再次，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对西方国家构成地缘政治压力。

第二，“民主网络”。“民主网络”也是能够影响主权国家和地缘政治秩序的非正式力量。这里所说的“民主网络”并非是主权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专门从事推行其他国家民主化的非政府力量，其中，“颜色革命”力量是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民主网络”已经非常成功地在全世界各地制造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一般地说，颜色革命往往是几个要素的组合。

首先是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支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民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有时候政府自己做，有时候依靠非政府组织来做更有效。政府在背后，非政府组织在前面，互相配合。用非政府组织来推行民主，可以说是西方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实际上，没有西方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西方非政府组织很难国际化。

第二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到目前，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都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参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则来自世界各国。非政府组织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和主要角色，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全世界各国发展分部，它们的成员“周游列国”，努力推行西方式的民主，“颜色革命”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已。

第三是颜色革命的理论。颜色革命的理论很重要，因为任何革命或者运动，都需要理论的指导。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西方搞颜色革命的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颜色革命的“手册”，即“颜色革命”的标准程序。颜色革命的实践者大多遵循这个程序。

第四，当地国家流落或者被流放到海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在本国的时候往往对政府不满，成为反对派或者政治异见者，他们被当地政府流放到海外，或者自我出走，留在西方，但他们仍然对本国政治深感兴趣。他们经常借用一切机会，从事反对或者推翻本国政府的活动。他们也往往成为“颜色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第五，最主要的是当地社会存在的不满。如果不存在不满的力量，西方颜色革命的“民主网络”很难动员足够的力量在当地发起颜色革命。通常的情况是，当地一些社会成员尽管不满，但既无组织能力也无足够的财政资源来组织和发动“颜色革命”。但一旦这些对政府不满的当地成员，和具有组织与财政能力的“民主网络”结合时，对社会的不满就具有了巨大的能量。

这些因素单个的行动，对主权国家或者区域地缘政治或许不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旦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巨大力量来制造一场“颜色革命”。近年来各地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已充分证明了这点。

拓展西方势力范围

尽管“颜色革命”改变不了国际政治的总体结构，但能够对地缘政治秩序产生区域性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颜色革命”后，当地社会确立了亲西方的政权，成为西方地缘政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外延，扩展了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第二，在一些地区，“颜色革命”可以推翻现政权，但保证不了可以推广西方式民主政治。往往是在现政权被“颜色革命”推翻后，当地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甚至演变为失败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颜色革命”会损害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它导致西方原本不想要的结果。“颜色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发动者可以随意控制的。

第三，国际经济力量。国际经济力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跨国公司是正式组织，但它们毕竟不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它们的活动往往弱化主权国家的能力。

对主权国家能力的负面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促成主权国家的税收减少和税基缩小。跨国公司表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其经济活动表现为“去国家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主权国家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把经济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不仅是因为寻找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机会”，更是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税收。这对西方高福利国家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西方高福利国家，税收一般较高，对企业构成负担。这样，企业可以通过“跨国”的形式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使得本国政府税基缩小。

第二，减少就业机会。就业是和企业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经济活动走向海外，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状态下，技术往往产生不了就业。传统上，有了一种技术，就意味着一种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但在全球化时代则不然。例如，假定美国企业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但未必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因为这个企业可以把这个技术放到海外，造就不属于美国的海外企业，产生不属于美国的就业机会。

第三，制造跨国金融危机。今天的金融经济已经和传统的很不相同。传统上，金融经济基本上为实体经济服务，即为企业融资。但今天的金融资本不仅早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更是绑架了实体经济，构成了独立的金融资本主义。跨国金融公司积聚了大量的资本，进行金融工程，往往是金融投机。在没有被监管或者被监管不足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就会不定期地制造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例子。同样严重的是，一些金融投机家专门攻击主权国家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一些主权国家金融体系的弱点，一旦找到便以所掌握的大量资本，破坏甚至摧毁主权国家的金融体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